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

目录笔记搜索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

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旗舰出版物

陈雪初等◎译

内容简介

《全球土地展望》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旗舰出版物，报告每五年发布一次，分析全球土地退化问题及其影响，并结合各国实践提出对策。2022年发布的第二版以“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为主旨，关注通过改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维持与改善人类生计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报告共分“让土地成为焦点”“全球土地恢复”“构建土地恢复议程”三部分，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实证的具体政策建议和行动方案，为各国及当地社区推动本地化土地恢复议程、应对和扭转土地退化提供依据。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不仅是科学研究报告，更是行动指南，可为政策制定者、科学家、自然资源管理者、土地恢复实践者和企业家等提供全球视角和有效方法。报告中提出的诸多洞见可为我国开展基于自然、以人为本的土地恢复与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中文译文说明

《全球土地展望》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旗舰出版物，为世界各国减缓和扭转共同面临的土地退化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与UNCCD建立合作关系，推动退化土地恢复再生研究与实践，促进构建均衡互利且可持续的城乡联动关系，并在上海市有关部门支持下探索生态修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在此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认识到《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的重要指导意义，向UNCCD秘书处申请翻译此书并获得授权。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组织翻译，在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外语学院以及全球城市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并得到了时任UNCCD秘书处科技委员会秘书的贾晓霞女士的关心与指导，以及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上海中心）的大力支持。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的主旨为“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关注通过改变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维持与改善人类生计并促进可持续发展。本书提出的诸多洞见可为我国开展基于自然、以人为本的土地恢复与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使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

译者名单

主要译者陈雪初李征周小勇

其他译者顾远金敏佳麻瑾瑜

王玉张楠吴海鹏

蔡璇英陈潘毅

致谢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GLO2）是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秘书处、GLO2指导委员会及支持与贡献单位合作完成，并征询了利益攸关方和专家的意见之后，形成的团队合作成果。我们委托相关专家撰写了8份工作文件，以就GLO2（副标题为“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重要主题提供深入见解与分析。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原书撰写团队

协调人员：Clarissa Augustinus and Sasha Alexander

联合编辑：Clarissa Augustinus, Jon Cox, and Sasha Alexander

调研：Paul Schmidt, Marloes Bakker, Vittoria Semplici, Paul Mundy, Corinna Voigt

设计和布局：QUO Bangkok

文字编辑：Mark Schulman

指导委员会成员

Manon Albagnac (UNCCD CSO Panel), Issifou Alfari (CILSS), Jamal Annagylyjova (CBD), Nichole Barger (UNCCD-SPI), Ermias Betemariam (UNCCD-SPI), Christopher Bren d’Amour (GIZ), Marc Dawson (SERVIR), George Gann (SER), Manuel Guariguata (CIFOR), Lisa Janishevski (CBD), Anne Juepner (UNDP), Elie Kodsi (UNDP), Rachel Kosse (UNEP), Samuel Mabikke (FAO), Anthony Mills (C4ES), Paul Munro-Faure (FIG), Everlyne Nairesiae (UN Habitat), Casey Ryan (GLP), Pourya Salehi (ICLEI), Annelies Sewell (PBL), Hans Shutten (WI), Elke Stehfest (PBL), Stefan van der Esch (PBL), Graham von Maltitz (UNCCD-SPI), Leigh Winowiecki (ICRAF), Daowei Zhang (Auburn University), Feras Ziadat (FAO).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科学政策界面（SPI）

根据缔约方大会的授权，科学政策界面（SPI）在GLO2中承担了质量保证的主要任务，包括参与指导委员会、对所有要素和草稿进行广泛的科学审查，以及批准最终报告和决策者摘要。SPI成员还参与了对GLO2工作文件的审查。

外部评审专家

James Aronson (EcoHealth Network), Laura Cerasi (CMS), Antonio Q’Apaj Conde Choque (CBD), David Cooper (CBD), Monica Visalam Iyer (OHCHR), Tanya Mcgregor (CBD), Edjigayehu Seyoum (CBD).

SPI成员：Felicia O. Akinyemi (University of Bern), Vera Boerger (FAO), Xiangzheng De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lene Gichenje (University of Evora), Caroline King-Okumu (Centre for Ecology and Hydrology), Rattan Lal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na Luise (Italy), André Francisco Pilon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NH Ravindranath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国家联络员机构：Imad Almaree (Syria), Carlos Abel Cifuentes Figueroa (Guatemala), Andrei Kuzmich (Belarus), Qu (China), Angelo Paulo Sales dos Santos (Brazil).

修复承诺和设想

“恢复十年”的目标与承诺：《全球范围内根据里约公约和其他承诺的恢复承诺综述》© PBL荷兰环境评估局，海牙，2020. PBL出版物编号：3906.

https://www.pbl.nl/en/publications/goals-and-commitments-for-the-restoration-decade

《全球土地恢复潜力：全球土地展望2的设想》，海牙，2021. PBL出版物编号：3898.

https://www.pbl.nl/en/publications/the-global-potential-for-land-restoration-scenarios-for-the-global-land-outlook-2

工作文件作者

Eugene Chigbu (Land Tenure), Heather Elaydi (Food Systems), Thomas Forster (Urban-Rural Linkages), Baris Karapinar (COVID-19 Recovery), Sandra Kemeh (Youth Engagement), Evelyn Namabiru (Gender Responsiveness), Adam Prakash (Perverse Incentives), Gary Tabor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工作文件评审者

Marcos Montoiro (UNCCD), Enni Kallio (UNCCD), Corinna Voigt (UNCCD), Morgane Chiocchia (UNCCD), Sandrine Jauffret (UNCCD), Pablo Munoz (UNCCD), Pourya Salehi (ICLEI), Anthony Mills (C4ES), Mark Schauer (GIZ), Waltraud Ederer (GIZ), Vanja Westerberg (GIZ), Thomas Forster (Practice2Policy), Joseph Schechla (Housing and Land Rights Network), Vittoria Semplici (UNCCD), Laura Cerasi (CMS), Barron Joseph Orr (UNCCD).

特别鸣谢

GLO2撰写团队对《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Ibrahim Thiaw）的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第二版是在韩国政府、中国政府、土耳其政府、荷兰政府和欧洲联盟慷慨的资金支持下完成的，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免责声明

本信息产品中使用的名称和材料的呈现并不意味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就任何国家、国土、城市或地区的法律或发展地位，或其当局的意见表达，也不涉及其边界的划定。

文中有提及特定公司或制造商，并不意味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更加认可或者推荐他们。这仅仅是为了提供信息，而不是偏好任何公司或产品。本信息产品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作者或贡献者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观点或政策。

如需获取有关UNCCD和GLO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unccd.int/resources/global-land-outlook/overview

引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2022年《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UNCCD，波恩

ISBN：978-92-95118-53-9

eISBN：978-92-95118-52-2

封面照片：©cameron-venti-unsplash

前言

易卜拉欣·蒂奥Ibrahim Thiaw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

在一个浪费型消费主义盛行、全球供应链不断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世界中，土地资源——包括土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消耗。土地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自然资产，因此我们不能再对土地资源的消耗视而不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应对这一挑战，并把土地作为我们的关注重点。

土地恢复旨在通过一系列行动来扭转土地退化，使土壤、流域和自然生态系统焕发活力。仅仅阻止进一步的损害已然不够，我们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恢复我们已经失去的土地。土地恢复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再生土地资源对人类、气候和自然都有很多益处，如改善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和增强抗旱能力等。

土地退化零增长（LDN）是土地恢复议程的核心，为可持续管理土地和供水系统提供了实用的框架和灵活的规划工具。超过130个国家已经采纳了LDN目标，并不断推广良好的管理和恢复实践，防止未来丧失更多的土地。

我们不能今天解决气候危机，明天解决生物多样性损失问题，后天再解决土地退化问题。所有问题必须一起解决。土地恢复是《里约公约》（Rio Conventions）和其他国际协议中共同努力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协议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质性进展至关重要。2021年是“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2021–2030）行动计划的开始。这有助于激发我们更加努力，重新构想并恢复与自然界的健康平衡。

土地的状况影响着每个人，因此关注土地问题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此，《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将各利益攸关方——政府、科学家、农民、私营部门和当地社区——团结在一起，采用针对性的举措，保护和恢复土地的健康和生产力。通过合作及收集证据并评估基于这些证据的策略和实践，我们为各国提供了所需的知识和工具，来提高其抗旱能力、防止未来灾害的发生，并实施责任更加清晰的土地治理方法，赋予妇女、青年、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和当地社区更多的权利。

因此，我很高兴能向大家推荐《全球土地展望：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这本《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旗舰出版物应运而生，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动员我们所有人采取行动，解决由我们自己引发的多重危机。它为各国和各地区提供了多种设计并帮助实施独特土地恢复方案。如今，通向更加安全、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道路已经无比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解决方案就在我们手中。

主要信息

1 处于平衡状态的土地

1.1 土地资源（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社会和经济财富的基础。它们满足了我们对食物、水、燃料和其他塑造我们生计和生活方式的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欲望。然而，我们目前管理和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方式正在威胁着地球上许多物种的健康和持续生存，包括人类自身。

1.2 用于界定“人类安全运行空间”的九大行星边界中，有四个界限已经被打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利用变化和地球化学循环¹。这与人为造成的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直接相关。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广泛的、突发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风险将增加²。

1.3 全球大约44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全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适度或高度地依赖自然资本³。然而，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界却很少考虑人类和环境健康所需自然服务的真正价值。这些价值包括气候和水资源调节、病虫害防治、废物分解和空气净化，以及娱乐休闲和文化设施功能⁴。

2 解决危机的根源

2.1 世界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持续不断的全球性气候、土地和生物多样性变化，这些危机造成了非同寻常的人类痛苦、社会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环境破坏。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地利用我们的土地资源是全球的当务之急：这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着手解决危机的根源。

2.2 历史上，人类从未面临过如此多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与危害，而且这些风险与危害还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相互作用⁵。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些生存威胁的规模和影响。相反，我们必须努力激励并使所有利益攸关方超越现有的发展和商业模式，为人类、自然和气候启动恢复性议程。

2.3 土地恢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切需要的。土地恢复必须与相关措施相结合，满足未来能源需求的同时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解决粮食不足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同时转向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并且加速向可再生和循环经济过渡，减少浪费和污染。

3 设定议程

3.1 国际社会已承诺到2030年恢复10亿公顷的退化土地。这仅仅是个开始，其目的是保护大自然的生命支持服务，为子孙后代保障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减少灾害和疫情的风险与影响，并提高生态系统和社区抵御迫在眉睫的环境压力及气候冲击的能力。

3.2 土地恢复是一个经过证明的，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可以逆转由有限自然资本的快速消耗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恢复被广泛理解为一系列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践，可用于保护或“再野化”自然区域、在农村景观中规模化推广自然友好型食品生产，以及“绿化”城市区域、基础设施和供应链⁶。

3.3 土地恢复议程是一个有着多重效益的战略，可以扭转过去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时创造机会来改善生计，并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例如，为改善土壤健康或补充地下水而采用的可再生土地利用实践也增强了我们应对干旱、洪水、野火和沙尘暴的能力。

4 让土地成为焦点

4.1 土地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键纽带，因此其必须成为旨在解决这些相互交织危机的干预措施的首要焦点。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为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4.2 土地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将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减小灾害（如疫情、干旱、洪水）风险、规模、频率和强度，并促进关键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和生态连通性的恢复，从而避免物种灭绝，恢复物种的无障碍迁移和维持地球生命的自然过程。

4.3 恢复活动需要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规模来开展，才能更好地管控相互关联的全球危机。要想保护健康和多产的土地，恢复生物多样化的富碳生态系统，从而避免危险临界点的出现，负责任的治理和土地使用规划是关键。

5 改造粮食系统

5.1 从粮食、动物饲料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及供应链，现代农业对地球面貌的改变超过了任何其他人类活动。让我们的粮食系统具有可持续性和韧性，将对全球土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议程取得成功大有裨益。

5.2 在全球范围内，粮食生产造成了全球80%的毁林，70%的淡水使用量，并且是陆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7、8。与此同时，地下土壤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几乎是我们所有食物热量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被20世纪的农业产业化革命所忽视。

5.3 密集的单一作物种植以及为生产粮食及其相关商品而破坏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产生了与土地利用变化有关的大部分碳排放⁹。使用肥料而产生的氧化亚氮和反刍家畜排放的甲烷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中最大和最强效的部分¹⁰。

6 以民为先，以民为本

6.1 土地恢复可为人民（小农户、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企业和企业家、妇女和青年）创造可持续的生计机会，以提高收入，保障粮食和水资源供应，并降低个体和社区的脆弱性。

6.2 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利益攸关方参与以及土地权属和资源权利的保障，那么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来避免或减少土地退化和水资源短缺不可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需要可信的机构和网络来帮助搭建桥梁，将不同形式的资本汇集在一起，以恢复土地健康并创造有尊严的就业机会。

6.3 更具包容性和负责任的治理方案可以通过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促进向可持续土地利用和管理措施的转变。提高透明度和增强问责制是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其他行政管理工具的先决条件，这些工具有助于以不同规模实现多重效益，同时管控相互冲突的需求。

7 保障土地权利

7.1 土地恢复为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来改善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管理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特别是当这些方法与国际条约和协定下的现有国家承诺相关联时。

7.2 2019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通过了一项决定，即“请缔约方确保以非歧视性和参与性方式执行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措施，以便促进所有人（特别是弱势和边缘群体）享有平等土地保有权和获得土地的机会。”¹¹

7.3 202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养护、保护和恢复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并通过在自然资源管理中采用强调参与、包容、透明度和问责的、基于人权的办法，确保这些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可持续管理和利用。”¹²

8 调整投资和激励措施

8.1 将公共支出转向可再生土地管理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使私人部门投资与长期社会目标保持一致的重要机会——不仅在粮食、燃料和原材料方面如此，在用于缓解干旱和洪水、确保可再生能源供应、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水和废弃物回收的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方面也是如此。

8.2 国土和景观方法可以通过允许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建立伙伴关系，汇集资源、汇总项目活动和分担费用，从而为大规模或多部门恢复倡议调动公共和私人资金。这些合作方式将使土地恢复倡议更加有效，对捐助者和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8.3 期望发展中国家为“公正过渡”到恢复型经济和具有气候抗御能力的未来支付全部费用，是不现实的。它们将需要预算外的支持——从企业投资、气候融资、债务减免和捐助者/发展援助到一系列明确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创新金融工具。

9 携手合作，恢复土地

9.1 “一切照旧”情景可能造成深重的影响，这意味着，要实现本展望中所载恢复情景的承诺，需要各级和所有参与者采取果断行动¹³。明确无误的一点是，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切实减缓或扭转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以保障人类健康和生计，确保粮食安全和水安全，并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的遗产。

9.2 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独特的能力来动员全球社会，激发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并帮助各国获得大规模恢复土地所需的资金。凭借其号召力，联合国可以帮助各国建立必要的证据基础，以协助其建立激励机制，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转变，让再生性、气候适应性和自然友好型解决方案成为青睐之选。

9.3 联合国大会已经确认，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并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是加快实现2030年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¹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许多全球合作伙伴正在倡导土地恢复议程，并采用了一系列基于证据的战略和做法，这些战略和做法可以针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且可在多种规模上推广。

10 激活土地恢复议程

10.1 土地恢复目标必须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和持续的资金支持。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危机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家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恢复土地资源，并使恢复活动成为建设更健康和更有韧性的社会的核心¹⁵。

10.2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正在激励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政府、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加入一场全球运动，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以各种规模开展各种各样的恢复工作。这一为期十年的宏伟目标旨在改革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做法，以满足21世纪的需求，同时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

10.3 土地恢复是一项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因为土地与每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政府、企业和社区可以通过寻求趋同性和互补性，共同参与恢复工作，并可以负责任地共同管理环境和发展优先事项，以创造一个更健康和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镶嵌格局，同时不损害今世后代的需求和愿望。

尾注

简介

健康和多产的土地资源——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是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大约44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一定程度或极度依赖自然资本¹。然而，近几十年来，地球在人类主导的模式下，土地资源持续退化和损失²。大多数国家和社区现在已经认识到土地治理急需转变，以恢复自然资本，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减排，恢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³。

无论是在人类管理的生态系统中，还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这些活动都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和预算支出、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转变以及更具包容性和负责任的治理来维持。所有这些都必须结合起来，以支持当地的再生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践⁴。

自然资本是人类获得各种商品和服务并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自然资本存量，通常被称为生态系统服务^5、6^、7。

土地退化是指土地及其组成部分（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和经济生产力的减少或丧失⁸。

土地恢复是避免、减少和扭转土地退化的过程，用以恢复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恢复是指适应当地条件和社会选择的土地及水资源管理实践的再生过程，用于保护自然区域，可持续管理农业和林业等生产景观，并恢复过去的生态完整性⁹。

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世界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危机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灾难，导致社会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环境破坏。然而，随着十年自然恢复工作的开始，希望依然存在。为了确保未来生态环境更加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现在是时候利用政治意愿、创新手段和集体行动实现短期复苏及长期复兴了。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土地资源，以及合理化消费者需求和尊重地球边界，是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这需要我们进入应对危机的状态，把人放在首位，把土地作为重点。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在与《里约公约》（Rio Conventions）和其他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倡导十年内（2021～2030年）进行生态系统恢复。这是保护和恢复世界各地生态系统以改善生计、稳定气候变化和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号召¹⁰。这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应对措施，对于减缓人类引发的环境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许多目标是必要的¹¹。

土地退化

土地退化影响所有类型的土地，包括城市、牧场、农田和荒野。尽管土地退化现象显而易见，但真正破坏人类健康和经济繁荣的是那些隐性的恶化现象，如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的物理、化学及生物特性的恶化。有些是自然的或间接的，但大多数是人类直接活动的结果。例如：

• 人们砍伐森林以获取木材和薪材，或种植作物和放牧。

• 人们改造草原或排水湿地以种植粮食或扩大城市面积。

• 采矿和基础设施加剧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土地退化。

• 在干旱地区，人类对土壤、水和植被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荒漠化。

图1 基于地点的恢复方法、行动和惠益

在退化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人及社区受到的影响最大。由于农业生产力下降和缺水的问题加剧，许多人陷入了土地退化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土地退化导致粮食不安全，这使社区更容易受到灾害和日益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如干旱、洪水和野火的影响。贫困的农村社区、妇女、青年、土著居民和其他风险群体往往最容易受到这些风险的影响。

大多数评估显示，全球20%～40%的土地面积在不同程度上正在减退或退化^12、13、14。目前的自然资源开采和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人类和地球健康为代价的。仅仅保护自然已经不够了，现在恢复自然才是当务之急，因为正是健康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使复杂的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对环境退化进行的成本效益核算表明，更加可持续及可再生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方法在技术上是可行并且有益的¹⁵。

土地恢复

土地恢复是因地制宜的：它可以是主动的（如种植草、灌木和树木，或管理土壤和野生动物），也可以是被动的（如允许土地在受到干扰后自行恢复）。修复规模从几公顷到数千平方千米不等。在土地上，结合作物、树木和牲畜生产的方法可以节约用水、补充土壤、减排、储存碳，并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更广阔的土地，可以保护与恢复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和流域，以改善供水、减少灾害风险和提供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在城市和城郊地区，绿色和蓝色空间（生态基础设施）能够以公园和林地、社区花园、缓冲区和河岸廊道的形式扩展。

土地恢复是一项多重效益战略。它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繁荣，并有助于提高社区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它有很多益处，包括减排和储存碳，改善水质及其可用性，扩大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土地修复还可以通过复兴、再发现和应用被遗弃或忽视的传统知识或习俗，促进土地和生物文化的复兴。

仅仅恢复土地是不够的。尽管具有潜在的益处，但土地恢复活动仍需要与其他重要举措相结合，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要实现土地和土壤恢复，还必须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和水资源的安全问题，同时转向更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形式¹⁶。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对于加快循环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循环经济可以显著减少污染和浪费¹⁷。

土地退化零增长

可持续发展目标15.3（SDG Target 15.3）“陆地生物”指出，“到2030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水影响的土地，努力实现一个土地退化零增长的世界。”¹⁸这一目标特别呼吁各国努力在2030年前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LDN)；换句话说，就是以净收益为目标，实现陆上自然资本不损失。虽然LDN专注于避免、减少及扭转管理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土地退化，但它完全符合“对自然有益”的雄心，并有望成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基础^19、²⁰。

UNCCD将LDN定义为“支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以及加强粮食安全所需的土地资源数量和质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以及生态系统内保持稳定或增加的状态”²¹。截至2021年，超过115个国家做出了基于地区定量恢复10亿公顷土地的承诺。其中近一半国家自愿承诺实现UNCCD下的LDN目标，其中包括2.5亿公顷农田，面积相当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面积²²。

联合国大会确认，防治荒漠化、防止土地退化和干旱以及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是加快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²³。

土地治理

土地治理事关人与土地的关系。它涉及许多方面，如获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制定决策所依据的规则、程序和结构；落实和执行这些决定的方式；以及如何处理竞争者之间的利益²⁴。土地治理通常被视为土地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它涉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机构，以及主要侧重于土地权属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相关安排。

在恢复土地方面，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个人、社区、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与未来息息相关。土地恢复需要人们有保护全球公域的共同责任感²⁵，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²⁶，并重新建立“人类安全运行空间”²⁷。负责任的土地治理——确认权利、提供奖励和承担责任——可以激励人们以更高效、公平及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和管理土地资源。

土地恢复能够为人类创造可持续生存的机会。将恢复土地的承诺转化为行动需要我们对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进行重大调整或重新调整，以创造必要的有利环境。这得到了全面且一致的社会、经济、环境政策以及可信赖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可以促进伙伴关系，提供资金来源。此外，强大的知识库能够提供基于土地干预的方法²⁸。

·通过授权利益攸关方参与规划、决策、实施和利益共享过程，确保权属和资源权，促进保护、可持续管理和土地恢复。

·投资和激励措施能够激励并使个人和社区得以设计、实施、扩大和维持不同类型的土地恢复活动。

·教育宣传和环境意识的提高使利益攸关方得以了解有挑战性和潜在的解决方案，同时能培养个人或集体进行长远思考、行动和规划的责任感。

UNCCD | 全球土地展望

2017年，UNCCD秘书处出版了第一版《全球土地展望》，其中强调了土地持续退化的广泛驱动因素、风险和影响²⁹。在过去的五年中，随着人类健康、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恶化，土地退化大大加剧。第二版旨在支持和推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的愿景，对与土地相关的挑战和解决方案进行基于证据的审查，并提供有关恢复途径的正向案例，使各国和社区能够实施其定制的土地恢复议程。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的愿景指的是通过增加健康生态系统的范围，停止其损失、分裂和退化，从而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³⁰。

第一部分从潜在的生物物理驱动因素到社会经济需求造成的压力介绍了土地系统面临的多重挑战。考虑到土地治理问题对恢复活动的开展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土地治理问题尤为突出。

第二部分介绍了案例和正向措施，说明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如何通过土地恢复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和有意义的生活。这些案例包括在不同规模、不同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应用的重建、再生农业、绿色基础设施和基于社区的解决方案。

第三部分强调了建立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必要性，提出了量化土地恢复和保护潜力的愿景，并展示了各国承诺的利用一系列陆地恢复途径实现土地恢复和复原的措施。

尾注

第一部分让土地成为焦点

尽管自然灾害几乎每天都会登上新闻头条，但与自然重新建立可持续的关系仍然是可行的，并且触手可及。要避免未来的灾难，需要以土地为重点，高速且大规模实施至少三项全球变革：①建造净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②重新设计粮食系统，包括全面转向可再生土地和水资源管理；③确保自然资源开采、陆上生产和消费合理化，尊重自然界限¹。

第一部分分析了当前全球土地利用系统的现状、动态和轨迹，以及其对人类、自然和气候的影响。《全球土地展望》（第一版）对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进行了深入评估²。1.1节“处于平衡状态的土地”描述了人类对陆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自然供应之间日益不平衡，重点讨论了粮食和气候系统。1.2节“以民为先，以民为本”概述了包容和负责任的土地治理的关键作用，倡导采用基于人权的可持续土地发展及水资源管理方法并扩大其实践规模。1.3节“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展示了特定土地使用背景下——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土地退化挑战和土地再生解决方案。1.4节“恢复和韧性”介绍了土地恢复在促进包容性绿色恢复、改善人类健康成果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尚未开发的潜力。

“如果没有大规模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我们的土地资源，就不可能确保粮食和水资源安全，也无法实现气候目标并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UNCCD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

1.1 处于平衡状态的土地

如果当前的土地退化趋势在21世纪继续下去，科学家预测，气候引发的异动将更加严重，从而将导致粮食供应中断、人类被迫迁徙和物种灭绝的可能性增加³。人类已经改变了地球70%以上土地面积的自然状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环境退化，并使全球变暖严重加剧^4、5。这一切都造成了人类健康恶化和经济下行、人畜共患疾病传播增加以及土地资源冲突加剧的未来⁶。

土地退化——土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减少或丧失——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造成了贫困、饥饿、不平等和环境污染问题，使社区更容易受到疾病和灾害如干旱、洪水或野火的影响。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已经影响30多亿人，其中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村社区居民、小规模农场主、妇女、青年、土著居民和其他高危群体⁷。干旱地区的情况尤其严重，这些地区占总土地面积的45%以上，是当今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家园。

2019年，据提交给UNCCD的国家报告分析保守估计，全球平均有20%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退化，面积近3000万平方千米，这相当于非洲大陆的面积⁸。根据2000～2015年的指标趋势⁹：

·土地覆盖变化表明，存在自然和半自然地区的净损失。

·荒漠化、农田扩张和城市化是土壤有机碳储量显著损失的原因。

·所有生态系统的生产力都在持续下降，其中草原的损失最大。

各国政府和社会不能低估当前危机和未来挑战的规模与影响。我们必须采取紧急和集体化行动，减缓或扭转土地退化、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同时保障人类健康和生计、粮食和水资源安全¹⁰。鉴于目前对因果关系和反馈的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必须彻底改变，以避免灾难性的转折，即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被自然的力量所压倒。

“总之，人类的行为正在破坏和挑战支撑宜居生物圈和地球系统韧性的基本过程。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地球能够继续支持人类福祉和发展。”¹¹

国际科学理事会

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物多样性是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物种的生存受到人类入侵、过度开发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全球变暖改变了许多动植物的地理分布、季节动态和种群特征¹²。已经或将要灭绝的关键物种，其食物网营养级联、生态系统转型或崩塌以及基本商品和服务永久丧失的风险增加。

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1970～2016年，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数量平均减少了68%。例如，在热带美洲，该指数下降了94%，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的变化，尤其是因为草原、稀树草原、森林和湿地被用于农业和采掘业。2000～2018年，全球物种栖息地指数下降了2%，一些地区的指数损失甚至达到了两位数¹³。

合理化需求与尊重地球边界

造成土地退化的直接因素包括农业、林业、城市化、采矿业及基础设施发展中不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做法。这些经济活动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受到政府政策、法规、市场和贸易等外部压力的影响。这些活动转而也会受到消费者需求以及广泛的社会和人口因素的影响¹⁴。这些因素和压力加剧了日益稀缺的土地和水资源竞争，进一步扩大了人类需求与自然供应之间的差距¹⁵。

土地资源——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是为人类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粮食、纤维、原材料以及生活和工作场所）的自然资本存量。许多隐形或非市场生态系统的服务长期以来一直被人类视为理所当然。近年来，人类越来越需要土地系统满足这些服务需求，如病虫害治理、碳封存、水资源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废物回收和其他服务¹⁶。人类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根据自然对人类的贡献价值做出决定，这将会引导陆地经济活动走向恢复性和回报性的替代生产模式。

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需要在边界内运行，如果越过边界，可能会对人类健康、经济发展和地球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在九大行星边界中，四个被打破的边界（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利用变化和地球化学循环）可能与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的健康直接相关。如果目前的土地退化情况持续下去，大范围、突发或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风险将增加¹⁷。

制定土地恢复议程

尽管土地可能会迅速退化，恢复土地通常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资金支持。许多陆地生态系统保留了其固有的更新能力，特别是在导致土地退化的因素和压力减少或消除的时候，而一些生态系统正迅速接近退化的临界点，即系统无法恢复。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为政府、企业和社区提供了多种途径，以设计和实施其独特的土地恢复方案。

然而，如果投资和激励措施继续纵容过度开采和滥用土地资源的行为，那么这些行动将是徒劳的。

图1.1 九大行星边界

定义土地恢复

在《全球土地展望》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中，土地恢复被广泛定义为避免、减少和扭转土地退化的一系列活动，其明确的目标是满足人类需求和改善生物圈管理¹⁸，当务之急是通过消除驱动因素和扩大保护区来避免退化；通过在生产景观中采用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办法来减少退化；通过被动或主动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来扭转退化。根据当地条件和社会选择开展的恢复活动旨在获得再生自然资本，以造福人类健康和生计、提高环境和地球韧性，并促进更好的公平、社会正义和共同繁荣。

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决策者、企业和民间社会看待人类健康与环境健康之间联系的方式。“一体化健康”方法要求多部门合作，恢复自然景观的多样性和韧性，以保障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健康¹⁹。包括有效管理、扩大和连通保护区；改善土壤、作物和牲畜健康；在城市及其周围创造绿色和蓝色空间；以及重建自然生态系统等措施。总之，这些恢复行动将降低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风险，加强粮食和水资源安全，改善人类健康和生计。

土地恢复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无论是通过减少消费者足迹还是积极再生自然资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贡献，因为每个人都与地球的未来息息相关。

全面激活土地恢复议程能帮助地球从当前危机中恢复，对于建设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至关重要。投资环境修复有积极的经济意义，其收益通常远远超过成本。例如，投资于修复活动的每一美元估计可获得7～30美元的经济效益²⁰。在全球范围内，为确保在2030年之前取得显著成效^21、22，土地恢复的成本估计每年至少要3000亿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向农民提供的补贴金额²³。在数亿个工作岗位流失之际，对修复的投资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人们提供有保障的生活。持续的融资需要规划和伙伴关系，这些规划和伙伴关系有能力捆绑不同形式的资本，并管理权衡，以产生公平的恢复结果。

政府、企业和社区可以通过寻求趋同和互补实现共同恢复。要想成功实行土地恢复议程，需要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和预算支出，消费者行为和企业投资的大幅转变，以及更具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土地治理。我们预期的场景是，对于环境和发展优先事项可以共同管理，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新的叙事和思维方式将促进合作，带来新的工具和技能，并吸引资金来追求多重利益解决方案²⁴。这些都是推动、促进和实施生物多样性、可再生、气候智慧型以及综合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践所需的有利条件。

·意识是变革的先导，是恢复性行动的动力——基于对土地退化影响的理解，并从实际解决方案中汲取灵感，其中许多可以在本展望的第二部分中找到。

·建立和协调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有助于恢复工作——通过创造包容性机会，赋予社区和社会主人翁感、信任感和团结感。

·实施工作在当地进行，最好是由具有共同愿景的社区进行——个人和集体行动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环境管理和生物文化复兴。

1.1.1 改造粮食系统

现代农业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更能改变地球的面貌——从粮食、动物饲料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及供应链。大规模集约化单一作物种植、工业化畜牧业以及对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破坏，产生了与粮食和商品生产相关的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25、26。共同努力改造粮食系统，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和韧性，将为全球土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和气候议程的推进做出重大贡献。

“粮食系统是我们未能保持在地球生态边界内的主要原因之一。”²⁷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粮食系统必须继续提供食物，但可以重新设计与构建，确保对自然和气候产生积极影响。全球近80%的农业用地用于饲料和牲畜生产，而提供的食物热量却不到全球的20%。因此，我们要走出的符合逻辑的第一步是，在适当时机，向植物基膳食过渡²⁸。取消有害的农业补贴或改变其用途，将促使资源消耗向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力提高的转变，从而建立一个健康、有韧性的粮食系统，同时促使经济增长与土地和土壤退化脱钩²⁹。

在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上，各国政府承诺加快并深化粮食系统转型，使国家政策和行动更好地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一致³¹。峰会结束后，各国农业部长出席了2022年全球粮食与农业论坛³²：

·认识到荒漠化、土地退化、干旱对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世界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构成巨大威胁。

·强调健康的土壤是生产充足、有营养和安全的食品、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阻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

·强调通过所有权、使用权和其他形式的合法使用权获得农业用地对当地和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许多传统和现代的粮食生产方式能让农业不再成为土地和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成为其恢复的主要催化剂。与所有颠覆既有体系的创新一样，这种转变需要时间和资金。受农业生态学启发，可持续粮食生产方案既经济又有效³³。不过，向再生农业生产过渡将需要不同的时间尺度、方法和激励措施，这具体取决于粮食生产者的规模和资源使用强度^34、³⁵。

图1.2 当前粮食生产对自然的影响

目前，农业用地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40%，因此恢复农业景观的健康和生产力对于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³⁰。

少投入多产出

粮食系统错综复杂，涉及各种带有不同需求和愿望的利益攸关方。其中包括各个政府和跨国公司、加工商、贸易商、零售商、大型和小型农户、土著居民、当地社区，以及妇女和青年。仅农业就雇用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³⁶。然而，超过80%的农场都是面积不足两公顷的小农场，仅占农田总面积的12%³⁷。全球70%以上的农业用地仅由1%的农场（主要是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控制³⁸。

农业生态学方法和再生实践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保护与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³⁹。与资源密集型单一作物种植相比，它们可提高农场总产量和营养价值⁴⁰。在正确的政策和法规的支持下，改善土壤健康不仅能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还能增加固碳总量⁴¹。

农业生态学是将生态概念和原则应用于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的设计和管理，有时也称可持续农业科学⁴²。

再生农业运用了一系列技术，包括控制土壤侵蚀、减少耕作和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采用作物、树木和牲畜综合系统来恢复土壤健康、保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此外还包括一系列其他农场恢复措施⁴³。

按价值量计算，家庭农场生产了全球80%的粮食⁴⁴。这些土地是多样化饮食的重要来源，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粮食和营养保障。农业生态学和再生方法尤其适合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因为他们的生产活动科技化程度通常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减少对外部投入（如农用化学品、重型机械）的依赖，既能节省资金，又能减少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如地下水污染、土壤板结或侵蚀。在许多情况下，推行再生实践取决于农民资助与恢复土壤健康相关的启动成本。

对小农户的支持和投资是扩大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的一种扶贫方式。近30%的小型农场已经转向更可持续的发展，占全球农业用地的9%⁴⁵。将小规模生产与当地和区域对多样化、营养食品的需求结合起来，可以减轻将农业扩展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同时恢复健康的区域经济所需的城乡联系。保障土地的使用权及技术、信贷和市场的获取都有助于小农户发挥变革推动者的作用，并鼓励农业生态创新。

干旱与水资源短缺

所有国家都面临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干旱是指降水不足导致水文严重失衡的异常干燥期。当人类和环境需要的淡水供不应求时，就会出现长期缺水问题。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缺水地区⁴⁶。持续上升的气温和变化幅度加剧的降雨量，导致干旱的频率、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不断增加，缺水地区不断扩大。

虽然农业的淡水需求量为全球之最，但它也为最有需要的地方改善水质和增加供水量提供了巨大潜力。健康的土壤、作物和牧场具有天然的蓄水和滤水能力，但如果退化，这种能力就会减弱。同样，土地利用变化，如湿地与森林两者之间的转化，也会影响水循环和水文功能。此外，灌溉管理和排水不良会导致土壤质量下降。为了抗击干旱和实现长期的水安全，保护和利用可持续的方式管理粮食生产地的土壤及水资源很有必要。

粮食安全、交易和治理

粮食系统中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自然和气候带来更可持续的成果。国际贸易与农业综合企业合同的设计可以有助于避免进一步的土地变更和环境退化，同时扭转粮食出口型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47、48。尽管全球贸易降低了商品价格，但增加了对国外土地资源的依赖，以满足国内需求，导致粮食生产国土地用途的变化和其他土地用途的替代⁴⁹。例如，富裕国家（对全球44%的粮食浪费和损失负有责任）进口廉价粮食，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粮食种植国的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短缺⁵⁰。相比之下，人口不断增长的较贫穷国家往往是陆基商品（如可可、咖啡、棉花）的出口国，它们可能会愈加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价格更低、质量更差的粮食来养活本国人口^51、⁵²。

消费者影响着粮食生产的种类和产量，甚至决定采购和生产方式。消费者意识的提高可以对当地范围以外的自然产生积极影响。例如，更可持续的饮食选择有助于保护本国的传粉昆虫，或阻止遥远的雨林遭到砍伐。企业可以建立联盟，采用可持续性标准，并为产品贴上标签，以公开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完整环境及气候足迹。家长和学校可以教育下一代，让他们了解健康的土地和土壤对人类营养及健康的重要性。知情的公众舆论可以迫使政府通过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推动粮食系统的转型。

在一些国家，通过限制和规范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或租赁的用于粮食和商品生产与出口的土地面积，可以提高粮食安全⁵³。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监管或财政框架，重新评估大规模土地持有情况，将土地资源优先分配给当地粮食生产者和满足国内消费。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贫困、饥饿、被迫迁徙、资源冲突和不平等现象很可能会加剧，大规模的土地收购（“土地掠夺”）也将愈演愈烈。粮食安全应被视为一项人权，在国家粮食系统和国际农企交易中理应得到同等对待⁵⁴。

农民和粮食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通常会对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做出反应。例如，市场扭曲（如价格支持、供应链效率低下）和政府政策（如补贴、监管）的共同作用，迫使许多农民采取依赖转基因种子、农用化学品、灌溉或机械等昂贵投入的生产模式。这些激励措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对人类和环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伤害。重新调整这些激励措施的用途有助于消除或大幅降低转向再生实践所需的启动成本，这对全球6亿多农户尤其有帮助⁵⁵。

每年，农业补贴金额超7000亿美元，但其中仅有约15%对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长期工作稳定性和生计产生了积极影响⁵⁶。

1.1.2 推进气候行动

大气中温室气体（主要是来自陆地系统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含量取决于源排放的通量、持续时间，以及通过汇的清除和封存⁵⁷。2015年《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设定了一个宏伟目标，即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最好控制在1.5℃⁵⁸。

保护和恢复土地资源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固碳，提供到2030年前稳定气候变化所需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经济效益、基于土地的气候减缓措施⁵⁹。除了能减缓气候变化，基于土地的气候解决方案还通过以下方式增强适应能力：

·有效管理和扩大保护区网络。

·在生产型农村景观中，采取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践。

·生态恢复或生物多样性重建，以及良性运转的生态系统⁶⁰。

土地退化导致气候变化

受土地利用和管理实践决定的土地健康和生产力，影响着全球、地区和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地覆盖（如毁林、城市化）、土地利用（如畜牧、灌溉）和土地状况（如保水性、生物量生产力）的变化除了是导致地区和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还会影响当地的气温和气候模式，这主要是由于植被覆盖的减少⁶¹。

·化肥使用产生的氧化亚氮和反刍家畜产生的甲烷在农业排放中比重最大，影响也最大⁶²。

·毁林以及为了粮食和商品生产对泥炭地进行排水和焚烧，会产生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大量碳排放⁶³。

·几个世纪以来的密集耕作和由此引发的土壤侵蚀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⁶⁴。

虽然陆地和海洋碳汇已经消除了一半以上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但固碳速度目前正在下降。如果土地退化持续加剧，就可能导致土地从净汇变为净源⁶⁵。

图1.3 土地退化、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反馈回路

气候变化加剧土地退化

气候变化会加速或加剧土地退化，增加当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计、粮食和水供应、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风险⁶⁶。气温升高，加上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的干旱、野火和极端降雨事件，削弱了管理型或自然型土地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和恢复力。目前，世界上的许多森林和草地更容易受到病虫害暴发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导致更多疾病由动物传播给人类⁶⁷。平均气温的升高和降雨模式的改变已经导致农作物产量和土壤湿度下降⁶⁸。因此，地下水开采和灌溉需求上升，从而导致干旱地区的荒漠化⁶⁹。

全球变暖威胁着泥炭地和永久冻土的健康，它们储存了大量温室气体，为许多物种提供了必要服务和独特的栖息地。尽管泥炭地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但由于气候变化，泥炭地正在逐渐干涸。北极地区永久冻土的融化将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这种以土壤侵蚀、洪水和山体滑坡为表现形式的土地退化会产生负反馈循环，可能会超过气候阈值，加速全球变暖，远远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⁷⁰。

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的共同作用影响十分致命，可能会迫使数百万人迁移到城市和各大洲，寻求更有保障的生计。

改善土壤健康

土壤是地球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它们的水和碳储存对土壤肥力至关重要，能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支持土壤结构和生物健康。以全球粮食安全的名义进行不可持续的管理，给土壤带来了巨大压力⁷¹。土壤是仅次于海洋的第二大碳汇，因此有必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来提高其可持续利用，保持其固碳潜力⁷²。

土壤和地下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消耗的大部分食物热量的源头⁷³。它们还有助于调节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回收废物，降低干旱和洪涝风险。纵观历史，农业活动向大气释放了约1160亿吨碳，且在过去200年里，碳的流失速度急剧上升⁷⁴。土壤有机碳占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潜力的25%，均等分配在保护现有碳储量和恢复消耗的碳储量上。改善土壤健康占森林减排潜力的9%、湿地减排潜力的 72%、农业和草地减排潜力的47%⁷⁵。

肥沃的土地为气候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不转变土地利用、管理和治理方式，就没有可行的气候危机解决方案。土地恢复为减排、固碳、提高人类和环境的韧性以应对预期的气候变化影响提供了多种途径。

·减排。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排放量正在上升，最大的减排机会涉及避免毁林和生态系统转变的可持续集约化做法。在许多新兴和发达的经济体中，通过提高投入使用效率、进行可持续的土壤和牲畜管理实践、将消费者的需求转向植物基膳食以及减少浪费，可以显著减少排放量⁷⁶。

·储碳。在不同空间和季节利用多样化作物、动物及具有本地生物多样性的粮食和商品生产系统，可以模拟自然再生过程，从而增加碳储存。生态系统恢复，如将废弃的农田退回到草地或森林，是增加自然资本和碳储量最快的方式之一⁷⁷。

·增强韧性。管理型土地系统和自然型土地系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降低了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相关风险时的脆弱性。例如，农民可以利用本土或传统知识来调整作物和牲畜的选择，更好地规划播种和放牧期，或根据不断变化的气候调整管理技术。牧民通过迁移到有牧草和水源的地方来应对气候与天气的不确定性。

1.2 以民为先，以民为本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2021–2030）于2021年6月开启，旨在重新构想、补充和恢复农业用地、森林、湿地、旱地和草原的自然资本。在寻求改善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活动上，该主题尤其具有价值⁷⁸。对许多社区而言，土地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对其生存、文化遗产、地方归属感和物质福祉至关重要——实质上，恢复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环境或生物圈管理⁷⁹。

个人和社区对土地资源的获取及控制是包容性土地治理和可持续土地利用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

包容性土地治理

以往的土地治理塑造了当前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它还反映在对土地资源、市场、供应链和贸易的获取及控制上，导致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均——几乎没有人从中获益，大部分负担由整个社会承担，人们收入、劳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许多不平等现象暴露出来，并不断加剧⁸⁰。

从地方到全球，许多利益攸关方都在保护和恢复土地方面拥有既得经济利益。为了利用这一动力，土地治理必须由他们共同参与，并捍卫人权、更加公平，实现必要规模的转型。这意味着要解决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度、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负责任的土地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在各种土地利用和土地使用者之间进行权衡，并优化协同效应⁸¹。

土地治理可以通过改革或重组的方式保障人权和提高人的尊严。土地恢复措施将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如果进行不负责任的设计和实施，则可能会剥夺最弱势群体的权利，威胁他们的健康、家园和生计。例如：

权利涉及包容性、应有权益，以及作为人所享有的公平。许多个人和社区甚至无法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如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或资源权。

为鼓励人们进行土地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土地资源发放的奖励。具体做法包括通过法规、补贴和市场激励提供绿色就业机会，鼓励发展对自然有益的商业模式。

为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土地是社会各界的责任。这需要我们根据当前经济和治理结构对土地使用和管理的影响，制定长期的规划和决策。

·大规模地恢复和扩大保护区可能会对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造成负面影响，他们依照无法律依据的旧例合法占有或获得这些土地^82、⁸³。

·土地恢复还可能对缺乏土地保有权保障的小农和牧民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妇女和年轻的粮食生产者，其获得土地的途径和权利往往很难得到保障，也最难获得土地资源。

·在任何未来情景下，城市化和城市周边定居点都将继续扩大，有时是由排斥性的恢复活动导致农村地区的移民增加，或者是为了给最贫穷和最弱势人群提供基本服务，牺牲肥沃的农业用地或自然区域⁸⁴。

1.2.1 基于权利的方法

土地恢复不仅仅是恢复自然区域和保护自然功能，还要创造谋生机会，让人们能够切实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对于贫困和被剥夺权利的社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根本没有或只有有限的获得土地资源的机会，但受环境退化的影响却最大，面临的灾害风险也最多。

基于权利的土地恢复方法涉及包容性治理、保障土地使用权和环境正义。这些方法关注责任人的义务和权利持有人的权利，以及参与、问责、透明、平等和非歧视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2年地球峰会）的认可，会上通过了《里约公约》（Rio Conventions），并明确要求制定以权利为基础的规定，“促进有关各方，特别是地方层级的社区和人民积极参与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决策”⁸⁵。

小型农户

设计和实施土地恢复措施满足小型农户的需求。全球小农户数量有近5亿，耕种的农田仅占12%，却生产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粮食⁸⁶，其中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产水平要高得多⁸⁷。与大型农场相比，这些农场为大约20亿人提供了谋生机会⁸⁸，保护了更多的生物多样性，每公顷粮食产量也更高⁸⁹。然而目前，向大型农业企业投资成为趋势，政府则减少了对小型农户的支持。

因此，许多小农户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且由于不公正的土地集中，越来越多小农户被赶到边际土地，遭受粮食不安全之苦。

牧民

牧民需要保障土地使用权，确保土地和水资源的获取，才能参与土地恢复。多达5亿牧民在牧场上放牧，牧场是高度多样化、以草为主的景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90、91。传统上，牧民依照惯例进行生态系统管理⁹²，但如今这些惯例正在受到气候变化、流动性限制以及侵占和蚕食的威胁^93、94。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季节性流动、不断变化的边界以及对牧场的共用——为改善粗放型粮食生产系统的土地利用政策和治理带来了挑战，但也带来了机遇。

妇女

促进性别平等的土地恢复确保了妇女和男性在土地利用、管理决策及其结果方面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例如，有证据表明，妇女的土地使用权保障与家庭在食品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呈正相关⁹⁵。然而，受文化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在涉及土地和森林利用及管理的决策时，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外，从而限制了她们获得推广服务、市场和信贷的机会。对女性和男性进行促进性别平等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同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有助于在土地恢复方面发挥妇女独特的智慧、贡献和优先权^96、⁹⁷。

《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以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是以权利为基础方法的根本支柱，旨在保护传统生态知识、确保公平的利益分享，以及改善对大规模保护和恢复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方法⁹⁸。

图1.4 促进性别平等的恢复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往往是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守护者。土著居民占世界人口的6%以上⁹⁹，在有人类居住大陆的87个国家里，他们管理或拥有至少38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这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5%以上，其中有全世界大约40%的陆地保护区和生态完整的景观¹⁰⁰。它们独特的生物文化空间和土地使用习惯有助于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使粮食系统更能适应气候变化¹⁰¹。对习惯土地权、传统土地权和土著居民土地权持续而普遍的漠视，以及近期“堡垒式保护”¹⁰²和大规模土地征用¹⁰³现象的增长，进一步剥夺了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青年

再生农业、生态旅游和保护区管理有望吸引年轻人重返农村地区，获得稳定生计。世界范围内，25岁以下人口超过12亿，其中8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¹⁰⁴。由于土地稀缺和继承制度等文化因素，青年，尤其是青年妇女和女孩，在土地资源获取和管制方面往往面临偏见和歧视¹⁰⁵。许多发展中国家必须做出一个严峻的政策选择——要么创造有意义、有尊严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从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劳动力中获得人口红利，要么面对往往伴随高失业率而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问题¹⁰⁶。

青年被视作土地资源治理的伙伴，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他们将承担土地退化的后果或是享受土地恢复的成果。

流离失所的人们

截至2020年底，全球预计有8200万余人被迫流离失所，包括难民和国际移民¹⁰⁷。仅在2020年，冲突和灾害就导致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增长4000余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未满18岁¹⁰⁸。由于大量人口无家可归，许多全新且动荡的土地挑战出现。在现有的土地权属基本没有记录的情况下，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争先恐后索要土地的诉求变得愈加复杂¹⁰⁹。这一状况正在进一步恶化，许多地方当局停止接受捐助者对土地管理、难民重新安置、回流移民或就业创造计划的援助¹¹⁰。

社会公平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意味着公平对待和包容自然利益的平等分配。穷人和失去公民权的人仍然不公平地承受着更多土地退化的负担，他们的意见、经历和价值观往往受到压制¹¹¹。正义需要包容性的决策，认可群体身份和地方性知识¹¹²，确保资源、市场和服务的获取渠道¹¹³，并促进土地权属的问责治理¹¹⁴。除了问责和补救机制，这些有利因素还可以确保土地恢复工作不会忽视当前使用和管理土地的个人及社区的权益。

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国家的宪法保障了人们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¹¹⁵。在许多情况下，这明确规定了公平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以满足今世后代的发展需要和环境需要¹¹⁶。代际公平是指每一代人都与其他几代人共同拥有地球的理念。在履行这一义务的过程中，解决过去和现存的不公正现象将有助于通过改善土地管理、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更负责任的治理，为未来的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创造强大且持久的动力¹¹⁷。

《埃斯卡苏协定》

《埃斯卡苏协定》（The Escazú Agreement）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于环境问题的第一项国际条约。它要求各国保护环境守护者的权利，加强了人权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该协定旨在为公众提供充分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过程和在环境问题上诉诸法律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它认可当代和后代在健康环境中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¹¹⁸。

1.2.2 土地治理、权属和规划

土地的治理方式影响着其当下和未来的健康及生产力。土地治理、土地权属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相互关系是土地恢复的重要推动因素。当土地使用者认为自己有望获得投资回报时，他们更有可能进行投资。包容性治理和土地权属保障是设计与实施土地恢复活动的关键要素。如果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包容性治理可以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基础，包括减少贫困、饥饿和水资源短缺，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赋予农村妇女权利，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转型，以及投资土地保护和恢复^119、1²⁰。

土地治理涵盖获取和使用土地的决策所依据的法规、流程及结构，决策的实施和执行方式，以及竞争性利益的管理方式¹²¹。

土地权属涉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法规界定了使用、控制和转让土地相关的获取权、责任和限制¹²²。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对土地和水资源潜力、土地的其他用途和社会经济优先事项进行系统性评估，以选择和采用最佳土地利用方案，从而满足地方、区域或国家的需要，同时为子孙后代保护土地资源¹²³。

许多土地恢复活动需要灵活、分散的治理机制，以适应新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不同土地使用者的价值观、关系和参与。

土地治理

当多个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参与土地治理时，社会生态系统则会更具韧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负责任的土地治理有助于土地利用政策的选择和权属规则的制定，从而保护弱势群体和土地资源。它指导土地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管理，以及对土地进行估价和征税的方式。土地恢复通常涉及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以及与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和当地社区沟通的各级政府。

多层次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应对地方需求，并将其与现有的激励措施和投资相匹配，以促进土地恢复活动的参与性决策^124、125。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部门间的协调，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给予它们管理和恢复土地及森林的权利。这些倡议往往可以与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等国家议程相匹配¹²⁶。

图1.5 土地治理、权属保障和土地恢复

土地权属

谁拥有和控制土地——如何在全社会分配土地所有权和租赁权——对于土地恢复活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¹²⁷。尽管土地权属往往与土地本身相关联，但也同样适用于土地的组成部分，如树木、水资源或矿产资源¹²⁸。土地权属具有季节性，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如牧民或内陆渔民，在一年的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权利。认可和执行合法土地权利给予了土地使用者肯定和信心，使他们更有可能投资土地恢复工作并享受其带来的益处。

土地权属与土地恢复相互关联——例如，土地权属保障是土地恢复的重要有利条件¹²⁹。土地权属与土地恢复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土地管理部门创建或加强土地权属的方式，从而获得正式认可和文件记录。土地权属保障通过可信的机制或治理结构，支持和维持土地恢复活动，并带来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新权利和新责任。合法的土地和资源权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完全所有权并非实现土地权属保障的唯一途径，也不总是最有效的途径^{130、131、1}³²。

图1.6 土地权属和土地恢复的联系

土地权属保障使退化土地有机会得以恢复——它既可以是恢复活动的手段，也可以是恢复活动的目标¹³³。它是具有韧性的农业系统和健康的农村社区的基石：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土地权属安排，都极大地影响着土地使用和管理实践。有一种务实且循序渐进的方法可以替代正式的土地登记法——承认土著居民或习惯权属体系并鼓励其遵守现有的治理安排¹³⁴。在目前不存在习惯权利机制的地方，将权利移交给社区决策机构有助于建立适宜当地且合法的土地权属形式¹³⁵。

基于权利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将个人和社区视为权利拥有者，将国家视为致力于维护人权的责任承担者¹³⁶。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分配多种土地用途，同时兼顾不同的社会经济偏好并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然而，许多规划系统在行政管辖范围内逐个地块实施，没有考虑到更大范围内的土地用途¹³⁷。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是平衡发展和管理多种土地用途的有力工具，如商品生产、城镇化、基础设施发展以及娱乐、旅游业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138、1³⁹。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也是确保土地权属的有效手段，为认可合法形式的土地权和资源权提供有利的框架¹⁴⁰。对受益者来说，这赋予了他们法律和社会自由，自主决定在何地、何时，如何利用某种土地资源来改善生计，实现粮食安全目标¹⁴¹。土地利用规划工具可以与经济、财政等其他行政工具相结合，如与土地税收、激励计划或保护区等自愿措施相关的多功能土地利用分区^142、1⁴³。

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可以与全球恢复目标保持一致，优先考虑碳含量高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热点地区，以造福人类、保护自然、改善气候¹⁴⁴。除保护区外，这些全球公共产品很少与国家规划明确挂钩，但它们对于人类应对热浪、干旱、洪水、野火等灾害至关重要¹⁴⁵。土地利用规划本身无法防止因灾害造成的自然本身及自然功能的损失；但是，如果将其与保护和恢复战略联系起来，则可以减轻负面影响¹⁴⁶。例如，恢复热带森林不仅对地方和国家十分重要，而且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整体稳定也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可以在财政和其他方面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各国履行保护这些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殊责任。

1.3 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

人类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土地利用类型网络，每种类型都有独特的管理方法。无论作何种用途，土地都会出现退化问题，同时伴随着大量独特的地方特征和挑战。在城市、工业区和矿区，大量植被遭到毁坏，野生动物遭到捕杀，取而代之的是沥青、混凝土或空地。在许多农村地区，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已被以土地为基础且由少数物种主导的商品生产系统所取代。只有在相对完整的自然区或保护区，本土动植物才仍然生存在具有历史代表性的栖息地中。

图1.7 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压力、影响和应对措施

·城市和城市化区域通过植树造林、建设公园和社区花园、恢复湿地以及清除河道障碍物，可以改善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乡接合部国土空间规划有助于发展中城市保护肥沃土地，限制浪费和污染，开发蓝绿空间和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加强城乡联系。

·农村和农业用地生态农业和再生农业实践可以加强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减少土壤侵蚀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有助于恢复已经丧失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自然生态系统防止对自然和半自然地区的进一步侵占及其损失将保护许多生态系统服务，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对周围的生产用地和距离更远的人口聚集地区至关重要。

·保护区保护、连接和有效管理保护区将确保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并改善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生计。

恢复土地意味着为人们创造谋生机会，使他们有能力调整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并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主动采取行动。城市居民可以动员社区，说服市政府在社区内提供更多蓝绿空间。企业和农民可以转而采用“自然友好”型模式和再生型管理方法，既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能保持盈利。可以委托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照管自然保护区。无论在何地，只有与当地的发展重点保持一致，并将其融入既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中，土地恢复工作才能取得最大成效。

1.3.1 城市和城市化区域

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据估计，到2050年，城市人口（67亿）将是农村人口（31亿）的两倍多¹⁴⁷。城市和城市化区域通常人口稠密，自然环境已转变为建筑环境，深受复杂的社会经济影响^148、149。由于人为因素，暴雨可能会迅速引发洪水。由于没有足够的树木遮阴和植被吸热，城市往往比周边农村更热。城市交通和工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严重加剧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还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和液态废物，这些废物最终进入了垃圾填埋场、湿地和海洋中。

城市绿化

许多城市拥有巨大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潜力。然而，大多数城市居民很少直接接触大自然，也就无法充分了解或欣赏大自然¹⁵⁰。城市绿化——包括通过恢复河岸和湿地等方式创造蓝色空间——可以有效地让社区参与进来，使城市更加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绿化活动可以改善环境健康、增加经济机会和提高美学价值，也有助于增进心理健康和提高城市生活质量¹⁵¹。无论是用于休闲娱乐的公园、用于降温的绿树成荫的街道和绿色建筑，还是用于蓄洪的湿地，城市绿化往往能为居民带来各种实实在在的好处^152、1⁵³。

世界各国正努力推动城市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当停用或更换老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时，基于自然的水处理、温度控制和防洪措施是切实可行的选择¹⁵⁴。在规划和设计新的城市和城郊开发项目时，保护和恢复大自然极具成本效益¹⁵⁵。许多城市绿化活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目标而努力，提供现成的工作岗位（如整地、建设工程、植树）以及更长期的就业机会（如维护、管理）。

图1.8 在城市化区域建设蓝绿空间的惠益

城市粮食生产

城市化区域生产了大量粮食——在后院、私人或社区花园、份地花园、屋顶和阳台、温室以及城市农场。城市农业通过提供健康丰富的替代品来替代外购食品，从而增加收入，增强食品安全，尤其是对贫困家庭而言。他们也更可能获得更多种类的营养食品，且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更小。据预测，城市生产的豆类、块根/块茎和蔬菜等农产品的产量有望占全球产量的10%¹⁵⁶。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家庭还饲养家禽和牲畜，以确保粮食安全和增加家庭收入。

城市农业不仅生产粮食，也能以一种基于自然的方式解决世界各地城镇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¹⁵⁷。

树木与生态连通性

城市中的树木和林地通过提供树荫和减少热岛效应起到天然气温缓冲器的作用。它们有助于减少噪声污染、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生产木材、薪材、水果和坚果；并为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提供重要栖息地。城市内外种着植被的河岸廊道为休闲娱乐提供了缓冲区，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迁徙通道。湿地和恢复后的水道是城市内外重要的水文连接点，有助于控制洪水、调节季节性河流，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

人类健康与娱乐

花园、公园和其他绿地能提升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它们提供了放松、娱乐和锻炼的场所，还可以作为环境教育的室外教室，对于没有私人花园或无法出城旅游的低收入居民来说，份地花园（allotments garden）和公共公园（public park）尤为重要。城市人口的许多非传染性疾病（如水/空气传播疾病）都与基础设施落后和微生物群多样性退化有关¹⁵⁸。蓝绿基础设施可以低成本提供重要服务，同时恢复城市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

城市土地治理

如何治理城市化区域土地取决于行动者网络和关系动态。例如，地方政界人士制定法规，决定新的发展方向。城市规划者为工业、住宅、零售、绿地、基础设施和作其他用途的土地划定区域，同时努力协调竞争需求。建筑师和设计师规划办公室、商店和住宅。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融资并建造房产。租户支付租金来控制一小块土地或住在公寓。正是这种典型的动态影响着城市绿化的选择¹⁵⁹。

在设计城市恢复倡议时，必须让当地社区参与进来，即那些直接受益、最受影响以及影响倡议最终成功与否的人群。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政府可能会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和财政资源，以资助和支持参与式城市绿化倡议¹⁶⁰。市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门能够更好地确保当地社区充分参与这些绿化活动的规划、实施和维护¹⁶¹。

妇女和青年

妇女在城市绿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通常是非正式的地方粮食市场的一员，有很多妇女从事城市农业工作，以提高粮食安全、营养安全和家庭收入。确保妇女拥有更有保障的土地权属和资源权以及提高她们获得信贷和服务的机会，有助于为她们创造宝贵的就业机会，激发新的创业精神。加强对资金和技术的控制也将使城市化区域的妇女获得更多的公平和权利¹⁶²。

城市化区域是吸引年轻人的磁石，可以成为参与土地恢复工作的跳板。到2030年，大约60%的城市居民年龄在18岁以下¹⁶³。这些年轻人可以带领下一代创造更环保、更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他们会爱护森林和公园，振兴垃圾填埋场和棕色地带，管理有机农场和花园。在教育和学校项目的支持下，城市土地恢复项目不仅教育青年了解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或成为生态企业家所需的培训和技能。

1.3.2 城乡接合部

城镇周边地区通常被视为过渡地区——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虽然这些地区为核心城区提供了食物、水和娱乐等重要服务，也为通勤者提供了住房和交通便利，但它们也易受到城市进一步扩张和人工化的影响。相反，核心城区为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人们提供就业、公共服务和市场¹⁶⁴。

城乡联系是指城市、城郊和农村地区之间人员、货物、金融和环境服务的循环往复式流动¹⁶⁵。

城市扩张

城市扩张，无论是否经过规划，都会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世界上许多城市周围的农田产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30年，城市扩张可能会导致全球耕地总面积减少1.8%～2.4%，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城郊地区，耕地损失率高达80%¹⁶⁶。肥沃农田的改造很可能伴随着城乡接合部自然片段和生态系统的丧失。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区域的面积在短短几十年内增加了一倍多，从1992年的3300万公顷增加到2015年的7100万公顷。这一扩张消耗了2400万公顷的耕地、330万公顷的森林和460万公顷的灌木林地。由于这种耕地位移，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间接损失要大得多，估计损失了1800万～3200万公顷的森林和700万～1700万公顷的灌木林地¹⁶⁷。

在城郊非正规住区做出更有保障的土地权属安排，将有助于提高全球15%以上人口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生活在非正规住区的10亿多人中，80%的人居住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这些住区导致了城市扩张，但土地没有进行恰当的划界和登记，边界冲突时有发生。这些居民通常都很贫穷，若没有土地权属保障为他们提供确定性和信心，他们不愿意对自己的住房和土地进行投资¹⁶⁸。

保护生态完整性

城乡接合部的大多数原生植被已被破坏、被清理或转作农业或工业用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植被得到了可持续化管理。“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是保护自然界现存的生态，并提高其在景观中的连通性。通过加强蓝绿基础设施的建设来保护和恢复这些自然区域和片段，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土地用途组合模式，以满足城市对粮食、能源、生物多样性、防洪、供水、娱乐和碳截存的需求¹⁶⁹。

流域保护

保护和恢复城市水源流域是许多城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草地和树林的退化和丧失给依赖这些水源流域的城市带来了严重问题¹⁷⁰。这些水源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还担负了许多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这些流域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可强制执行的法规，要求土地所有者和规划者减轻其使用和管理土地的方法对下游的影响。恢复这些流域的原生动植物群是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能够保护重要的水文功能，如水的渗透、过滤和流动——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

图1.9 可持续性国土开发的惠益

国土及景观规划

许多城市的发展缺乏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可能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地下水位下降以及便利设施和绿色空间的缺失。市政当局、郊区和周围的农村地区通常由争夺资源和收入的不同地方当局管理。随着城市的扩张，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规划成了阻碍基础设施建设和高产农田与自然区域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土规划是合理分配土地、建设蓝绿基础设施以加强城乡联系的行政工具。这往往需要相关地方当局将部门计划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协调，并与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分区决策，这些决策有助于在人工化与农田和自然区域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有效的国土规划可以重塑城乡联系的形式和功能，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确保就业，同时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¹⁷¹。

国土规划还可以鼓励发展更短、更高效的供应链，从而减轻更远地区土地资源的压力。城郊地区往往是地区农产品和增值商品的分配点，为利润丰厚的城市市场提供货源。加强可持续城乡联系的其他措施包括发展更高效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向城郊农民支付生态系统服务费，对地区生产的商品进行认证和贴标，包括为政府办公室、学校、医院和监狱提供有利的地方采购政策。

1.3.3 农村和农业景观

农村和农业景观通常以农田、牧场、果园和种植园为主。它们包含自然植被的残余小块土地、碎片或廊道，通常出现在陡坡或贫瘠的土壤、河流沿岸和湿地。如果将其作为综合景观马赛克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和恢复，农村地区就能提高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同时为农民提供授粉或虫害防治等基本服务。这些服务不仅取决于农业实践，还取决于这些工作景观中的土地用途组合、管理方法及其生态连通性。

现状和趋势

粮食系统目前是陆地自然资本损失的最大驱动因素。农作物和牧场目前占地超过50亿公顷，几乎占地球陆地面积的40%¹⁷³。为生产粮食而对大自然不断进行破坏（即扩张）的行为正在侵占地球上一些物种和富碳生态系统的空间。虽然农业集约化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量，但除非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否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土地和土壤的退化与污染。面对长期的产量下降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农民做出了自相矛盾的选择，会更多地使用有害农用化学品和低效灌溉系统。

雨养农业在全球80%的耕地上生产了世界上60%的粮食，而其余的耕地则依靠灌溉¹⁷⁴。气候变化导致天气模式不断变化、降雨量可变性增加，这威胁着许多雨养地区的粮食生产。气候变化导致的天气模式变化和降雨量的更大可变性威胁着许多雨水灌溉地区的粮食生产。负责任的土地治理（权利）、有针对性的投资和激励措施（奖励）以及高瞻远瞩的政策和规划（责任），对于加快向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转型至关重要，这种粮食生产可使土壤再生、节约用水并增强农场的韧性。

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

农业仍将是一个关键的经济部门，但需要向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过渡，这包括自然资源利用的再生性、非消耗性和非破坏性¹⁷⁵。生态农业方法和再生实践的明确目标是肥沃土壤、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其中许多综合做法都基于土著居民、传统或地方知识，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融入粮食生产。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也有利于人类和气候，既能提供健康、负担得起和有营养的食物，也能支持体面的生计和减排。

在发展中国家，综合系统更为普遍，通常包括农作物、牲畜和林木的混合种植，以及非粮食商品的生产和农副产品的再利用，用于农业投入。

再生农业的制定只有在以证据、知识和科学为基础，根据当地需求、背景和条件时才能确保效用和效率¹⁷⁶。这包括对生物物理环境（如气候、土壤、坡度、病虫害发生率）和社会经济背景（如农场规模、土地权属类型、市场、资金供应情况）的了解¹⁷⁷。每个地区、农场和田地都会采用独特的再生措施组合。对许多小规模生产者而言，作物和牲畜多样化是提高韧性和生产力的关键，同时可降低环境风险，尤其是在土壤健康状况恶化的地区¹⁷⁸。

保护性农业

保护性农业通过农艺和其他保护资源的方法增加生物量及土壤中有机碳、养分和水分的含量。耕作——翻耕土壤——削弱了土壤的许多功能，并向大气释放了碳。保护性农业将免耕或少耕法与直播或条播、覆盖作物、覆盖物、间作和休耕期等措施结合起来。这些做法可以保护土壤结构、保持水分、抑制杂草生长和害虫出现，并能在较长时期内形成新的碳汇¹⁷⁹。某些形式的保护性农业接受合理使用农用化学品¹⁸⁰。

农林复合、林牧共养和游牧业

农林复合和林牧共养系统将植被管理（主要是树木）与作物和畜牧生产结合起来。农田中的树木和灌木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如果实、种子、乳胶、油脂、饲料、木材或薪材。它们还可以为农作物提供覆盖物，为牲畜提供更好的饲料和树荫，并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在庄稼地和牧场种植树木或灌木，可以有效促进土壤健康，防止水土流失和风蚀¹⁸¹。

图1.10 再生农业：实现多重成果相互关联的进程

游牧业是指远距离的牲畜管理。它是利用变化多端的牧场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旱地和高海拔生态系统中。牧民根据季节条件以及水和牧草的供应情况调整其社会和游牧系统。可持续游牧业致力于利用自然协同作用，使粮食（如肉类、奶制品）生产与生态过程相一致，降低投入成本，减少有害的外部效应（即场外成本以及对人类、气候和环境造成的危害）¹⁸²。

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方法结合了科学、传统和创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恢复了农业生态系统，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粮食和营养保障¹⁸³。

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

千百年来，有机耕作和放牧一直是主要的粮食生产方式。现代有机食品生产不使用化肥和合成杀虫剂，也不使用转基因生物、生长激素和抗生素¹⁸⁴。许多做法都是基于传统方法，利用堆肥、绿肥或动物粪便、作物残渣、集水、蚯蚓养殖和矿物添加剂来生产健康营养的食物。同样，永续农业采用系统方法进行农场设计，模仿自然过程并在生态边界内开展工作¹⁸⁵。随着粮食系统污染程度的不断增加，有机农产品因其优良的品质和安全性而受到广泛重视。这给有机农产品带来的可持续溢价水平，是对此类生产者的奖励，他们的生产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远低于现代化农业¹⁸⁶。

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措施包括上述许多做法。此外，还可以采取物理干预措施，如在陡坡上进行等高耕作或梯田耕作，以保存雨水和减少土壤侵蚀。当这些相对简单的结构得到维护时，水资源管理解决方案的成本相对较低，而采用机械开发新基础设施的土方工程通常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投资。这可能包括修建梯田、排水沟和蓄水沟、池塘、水箱和水库来收集与储存水，修建拦水坝来调节水流，以及建造更高效的滴灌系统¹⁸⁷。

图1.11 农业生态系统向可持续且有韧性的粮食系统的过渡

气候智慧型农业

气候智慧型农业满足了农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其三大目标是：可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使各种规模的粮食系统更具韧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固碳¹⁸⁸。总而言之，气候智慧型农业旨在兼顾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这是管理气候风险和影响的需要，也是应对更广泛的粮食系统变化的需要¹⁸⁹。

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以实时数据为指导，以减少水、农用化学品和劳动力的使用。它使用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包括人工智能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移动应用程序。这些技术使生产者能够通过优化肥料、农药、饲料和水的使用，精细化管理作物和牲畜¹⁹⁰。

虽然精准农业经常被宣传为一种新的模式，但它所依据的许多观察和适应性管理原则与千百年来农民所使用的原则是相同的¹⁹¹。

治理农业生态转型

合作管理农村和农业景观中的自然资源是一种普遍而古老的做法。现代农民组成合作社，以维护自然缓冲区、分担投入成本、协商价格并增加其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这些做法使他们能够从实地层面创新的同行交流中获益。在土地使用和治理制度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参与者和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利益竞争或权利失衡，合作变得更具挑战性¹⁹²。

实现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需要与土地直接相关的个人和社区的积极参与¹⁹³。然而，许多农民和农村土地使用者对其土地和/或资源的权利往往没有保障，这使他们不太愿意在生态农业方法和再生实践方面投入时间和金钱。在向可持续农业过渡的过程中，农场一级决策的外部驱动因素和压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显著的是投入和产出供应链中的定价机制和激励措施。

消费者愿意高价购买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食物和基于土地资源的商品，这会推动更多的人采用再生性农业实践。他们的选择通过供应链向零售商、加工商以及最终的生产商发出了强有力的市场信号。这些需求方的压力有助于农民从有机农产品或可持续农产品中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它们还对零售商和供应商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可能会使他们更加遵守自身所处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标准。公众舆论和民间社会有助于说服政府在推广认证计划、执行可持续化标准和向更可持续的采购实践过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3.4 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和保护区仍然覆盖着地球上的大片区域，并包含各种气候和植被类型。从沙漠、山脉和冻原，到森林、草原、旱地和湿地，它们往往是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家园，或由他们管理。它们在全球至关重要，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栖息地，还能储存碳和调节其他重要的生物圈功能。

森林和草原受到威胁

2000～2015年，每年有500万～1000万公顷的森林被毁，导致全球累计损失的森林面积达1.25亿公顷（相当于法国国土面积的两倍）。隐藏在这些数字中的是生物多样性和碳含量丰富的热带森林的消失，而温带森林的扩张速度几乎增加了五倍，抵消了这一损失¹⁹⁴。

据估计，在2013～2019年，为了农业活动而对热带雨林进行的开发至少有69%是在违反国家法律或法规的情况下进行的（3200万公顷，相当于挪威国土面积）¹⁹⁵。短浅的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监管执法的缺失、全球贸易的刺激，以及最根本的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需求，都助长了非法砍伐森林的行为，其主要是为了养牛、生产棕榈油、大豆和纸浆。

草原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农业扩张和气候变化。保守估计，在2015～2050年，还将有3亿公顷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其中大部分将变为耕地¹⁹⁶。在较湿润的地区，大多数耕地都由草原转变而来，占2015年农业扩张总规模的68%。在较干旱的边缘地区，35%的新增荒地曾是草原，这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荒漠化¹⁹⁷。

筑坝和采矿

拦河筑坝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环境变化。水文连通性的中断会影响河岸和洪泛区的形态和植被，导致生物多样性、肥沃土地和人类住区的丧失。虽然大坝可以提供各种服务——水力发电、防洪、航运和供水，但建造大型水库会极大地改变地方和区域的气候、土壤、植物和动物，破坏重要栖息地，影响物种迁徙。

金属、矿物和化石燃料的开采遍及所有土地类型，其中自然保护区的土地退化最为严重。开采的商品包括用于智能手机和电池的稀土金属、用于农业的磷、用于建筑的砂石、用于发电厂的煤炭和天然气，以及用于运输的原油。采矿通常需要清理土壤和植被，建设基础设施，这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丧失，还释放了甲烷。采矿废料的不当储存会导致有害物质的溢出和泄漏，从而造成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

图1.12 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行动和惠益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原生生态系统恢复——生态恢复和再野化——旨在恢复生态功能的历史条件以及动植物的数量。要将生态系统恢复到更自然的状态，就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的土地使用情况、当前导致退化的因素以及当前的管理方法¹⁹⁸。恢复原生生态系统的全部生态潜力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长期过程。例如，将废弃的农田转变为可持续管理的森林可能需要20年或更长的时间¹⁹⁹。

被动与主动恢复

在某些情况下，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只需消除造成退化的因素就足够了，如过度放牧、养分污染、对不可再生的原木资源的砍伐或入侵物种。当干扰最小，或者与周围的自然区域有足够的连通性时，种子传播和基因交换就可以进行，那么被动或自然再生就可以恢复生态系统。

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主动恢复。这通常成本更高，需要持续的干预措施，如种植本地物种、恢复水文功能或重新引入已灭绝的本土动物。在人类管理历史悠久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恢复可能包括恢复或调整传统的再生做法。

森林恢复

自然再生往往是生态系统恢复的首要且最佳选择，对热带森林而言尤其如此²⁰⁰。与主动恢复一样，它仍然需要当地社区的严格管理，以帮助恢复有助于森林健康和生产力的自然过程。如果恢复缓慢，则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恢复措施来克服特定的障碍²⁰¹。这可能涉及收集种子和建立苗圃、种植本地树木和植被、管理树木密度和林下植被、重新引入地方特有物种以及改善野生动物廊道。森林和景观的成功恢复通常取决于适当的激励措施，以确保众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

草原恢复与放牧管理

退化的草地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技术得以恢复。这些方法和技术包括重新播种本地草种、恢复土壤生物多样性和控制水土流失、放牧管理（尤其是在水源周围）以及种植合适的乔木和灌木以提供饲料、遮阴和薪材。可以通过选择性疏伐和控制性烧荒来控制入侵物种（如难食物种、木本灌木）的生长，从而促进本地物种的重新生长。围地（即禁止放牧的区域）和轮牧，甚至是低放牧率的连续放牧，是恢复草原健康和生产力（如改善土壤结构、保水/渗水）的有效方法，当用于加强更广阔景观内的连通性时，这些方法更为有效²⁰²。

旱地恢复

旱地——占陆地面积40%以上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满足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基本需求，但却正受到严重威胁。旱地养活了世界上50%的牲畜，提供了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约占所有耕作系统的一半²⁰³。如今，每三种农作物中就有一种起源于旱地，它们的野生祖先种和野生近缘种仍然生长在那里，因此它们是世界粮仓的主要贡献者。旱地孕育着一些最珍贵、最稀有的动植物物种。在得到正确支持和采取可扩展战略的情况下，低成本、高效率的旱地恢复做法在提高收入和生计、增强生态和经济韧性以及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²⁰⁴。

保护和恢复泥炭地

泥炭地是地球上最有效的天然碳储存地，其碳储量是全球森林生物量的两倍，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虽然泥炭地只占陆地总面积的3%，但一旦退化或排水不畅，泥炭地就会氧化，容易发生火灾。这严重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占土地使用领域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有研究表明，如果60%的退化泥炭地得到复湿（恢复自然水流和土壤饱和度），并且目前完好的泥炭地得到保护，那么到2100年，土地系统将成为全球净碳汇²⁰⁵。

治理问题

为了农业、采矿业或工业用途而破坏森林、草原和泥炭地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这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无论是私有、公有还是集体所有，自然区域往往被视为国有资产，经济开发可以无视或凌驾于现有法规和土地使用权之上。当伐木者、牧场主和农民迁入热带森林或泥炭地时，或者当定居旱地的地方社区开始在传统牧场上种植农作物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导致出现新的有争议的地区，这些地区容易出现冲突和暴力，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发生被地方当局或国家忽视或默许的土地掠夺行为。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给保护和恢复工作带来了挑战，因为人类和野生动物都在失去生存所需的空间和资源²⁰⁶。恢复自然区域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尊重保护区的边界，可以为更好地管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提供必要的缓冲区。

当土地侵占扰乱了传统或可持续的管理和收获方式时，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土地就会退化。长久以来，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能在不损害生态过程和功能的情况下管理和开采自然资源。习惯用途可能包括可持续的畜牧业、适当轮作的小规模刀耕火种农业，或捕获野生动植物用于食物、能源、纤维和住房。为避免土地进一步退化，治理和执行机制可加强自然区域的土地权属，或将其指定为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的领地或保护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是国际公认的机制，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可通过这一机制享受其传统知识和土地管理带来的经济利益。

1.3.5 保护区

保护区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有些保护区面积非常大，而有些则相对较小，夹杂在多种不同用途的区域之中。保护区的类别多种多样，有严格禁止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区，也有允许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自然保护区²⁰⁷。它们为许多物种提供了避难所和缓冲区，使其免受气候变化和栖息地丧失的综合影响²⁰⁸。

保护区内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大量私人和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基础，如降低灾害风险、预防未来流行病、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等。使保护区成为有效保护工具的是它们的生态完整性和功能，而未必是它们的规模²⁰⁹。许多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生活在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周围——建立新的保护区或扩大现有的保护区不应剥夺人们获取其赖以生存的资源的机会。

全球大陆地表水径流的20%来源于保护区，可为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提供淡水资源²¹⁰。

现状和威胁

目前，保护区面积约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17%，相比2000年的约10%有所增加²¹¹。这些地区大多包括森林生态系统，这在某些地区起到了降低毁林率的作用；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地区并未受到充分的保护²¹²。在15 000个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中，约三分之二为保护区，它们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²¹³。在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那些拥有非常多物种的国家——保护区是稳定气候和守护地球健康的重要因素。

保护区认定和法律地位不足以防止保护区退化和被侵占。需要加强管理和执法，以对抗强势群体和被剥夺权利的社区，他们通常有办法进入保护区开展经济和维持生计的相关活动。在能够放牧或拥有高价值自然资源（金属、矿物、硬木或野生动物产品）的保护区，由于腐败、暴力和缺乏资金，执法可能具有挑战性。某些保护区处于偏远地带且交通不便，这进一步妨碍了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和管理。

保护区通过封存碳和避免通常由生态系统退化和丧失导致的排放来帮助减缓气候变化²¹⁴。然而，气候变化导致许多动植物物种向更高的海拔和纬度迁移，同时，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阻碍了它们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区的固定边界可能会降低其保护物种免受气温升高、物种入侵和降雨变化影响的能力²¹⁵。

恢复保护区

有人建议，必须有效保护世界一半的陆地表面，以阻止物种灭绝危机，维持地球的生命支持功能²¹⁶。许多现有的和新的保护区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在不影响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即使在那些已经严重或中度退化的保护区，现存的气候、土壤、动植物群、种子和遗传物质也能够协助生态恢复工作²¹⁷。

图1.13 恢复、连通和扩大保护区的行动和惠益

为解决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并重建保护区与支离破碎的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生态恢复很可能成为一种更为常见且必要的保护手段²¹⁸。

保护区往往是脆弱或重要物种仅存的栖息地，可能需要通过生态恢复来维持或支持这些受威胁的种群²¹⁹。在保护区内，当有地方性知识和专业技能、社区参与，以及退化程度达到最小时，就更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生栖息地——这是生态恢复的目标。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和维护虽然是次要目标，但通常也是恢复活动的共同效益，如气候稳定、病虫害防治、减少灾害风险以及粮食和水资源安全²²⁰。

生态连通性是指物种的无障碍运动和维持地球上生命自然过程的流动²²¹。

加强生态连通性

连通性良好的保护区对于物种迁徙、种子传播和基因流动等重要生态过程至关重要。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不到10%的保护区与生态系统和景观内的功能性通道有结构性连接^222、223。因此，野生动物越来越被局限在稀有和稀疏的小块栖息地——这往往会导致形成小规模和孤立的种群，其很容易受到压力、冲击和局部灭绝的影响²²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保护区的生态代表性、连通性和有效管理，而不是其覆盖的总面积^225、2²⁶。

在边界之外，保护区可以形成缓冲区——产生光环效应——减少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毁林²²⁷。这种事实上的保护，即使在范围和时间上只是暂时的，但有助于保护核心保护区不被侵占和发生退化。其中一些缓冲区可能被以其他形式保护着，通常由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管理，他们依赖保护区资源获取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

包容性治理和金融

保护区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对国家、地区和世界也至关重要²²⁸。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减少贫困和饥饿的同时，也在为保护全球公域做出巨大努力，以守护保护区²²⁹。

其中包括替代性治理安排，如“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ECM）”，这些相关区域虽然没有经过正式认定，但通常由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管理，有时被称为“土著居民和社区保护地（ICCA）”。

保护区还可以支持绿色就业，成为增长引擎，但目前保护区的资源仍然严重不足。除政府资助外，另一种方法是为当地居民寻找就业或赚钱的途径，以维护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价值并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²³⁰。这有望增加国际融资，包括慈善捐助者，尤其是用于维护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享有的公共产品的融资²³¹。虽然这些类型的融资可能具有挑战性，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往往足以补偿当地社区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恢复工作^232、2³³。

生态旅游是改善保护区内和保护区附近生计的另一个机会²³⁴。许多保护区拥有壮丽的景观或魅力十足的巨型动物群，而其他保护区则提供更微妙但同样宝贵的娱乐体验。生态旅游鼓励创新和创业，为地方提供就业机会，支撑政府收入，同时加强重要目标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在被忽视的偏远农村地区²³⁵。例如，收取使用费可以产生巨大的多重效应，包括雇用和赋权当地社区，让他们负责管理土地，阻止非法使用或侵占土地。

农业活动较少、经济增长较快、治理较好的国家往往具有更高的保护区管理效率²³⁶。

1.4 恢复和韧性

2019年后，全球出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两年后，它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计。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疫情加剧了现存的发展挑战——极端贫困、暴力冲突、粮食短缺以及与气候相关的紧急情况。疫情也使人们注意到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和环境退化的后果。人们普遍认为，病毒株“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来源于野生动物并传染给人类，就像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人类对自然界的侵占以及日益增长的野生动物贸易，使得这些跨物种传播发生得更加容易和频繁²³⁷。

随着地球持续变暖，干旱、洪水、野火和沙尘暴的发生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危及人类健康和生计、粮食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稳定²³⁸。灾害正显著影响着世界各地。土地恢复提供了多种途径支持恢复工作和增强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包括再生自然资本、建设蓝绿基础设施以加强社区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以及各级和各部门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和协调，将为绿色和包容性复苏以及长期规划和融资奠定基础，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生命和生计风险。

1.4.1 绿色和包容性复苏

2019年后大多数国家陷入衰退，预计全球有90%的工人受到了影响²³⁹。数十年来在减少贫困和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毁于一旦。在拥有大量非正规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中，人们的就业和生计受到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妇女、青年，以及农业工人和农民工²⁴⁰。2020年，又有近1亿人陷入贫困²⁴¹，另有1.18亿人要忍饥挨饿²⁴²。为此，许多发达国家实施了一揽子强有力的经济复苏计划。尽管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资源支出，但自疫情开始以来，在17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总额中，只有10%被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恢复自然界^243、2⁴⁴。

缺乏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的资源阻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复苏。虽然已经做了一些恢复工作，但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将继续加剧。这使得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容易受到传染病和其他灾害、压力和冲击的影响。绿色和包容性复苏不仅仅限于平衡经济发展，还应当保护穷人去应对相关权利被剥夺和长期存在的系统性不平等问题²⁴⁵。

从过去汲取教训

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项目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相对较少的绿色刺激措施产生了更大的投资回报²⁴⁶。有证据表明，低碳、绿色复苏有助于大幅减排，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和自然友好型经济增长²⁴⁷。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两个重要启示：短期财政刺激是不够的，需要长期公共开支；富裕国家最有能力在绿色创新和技术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应将重点放在减少贫困和土地利用变化上²⁴⁸。

绿色复苏一揽子方案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取决于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但其基石是繁荣、健康、自然、公正和变革。以往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侧重于恢复过去的模式，而不是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所需的新经济框架²⁴⁹。随着世界从经济刺激模式过渡到正常预算模式，各国政府必须继续利用财政工具促进更清洁、更环保、更公平的经济发展。虽然财政始终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但大多数政府都意识到绿色刺激措施在以下几方面的潜力：

·通过对绿色工作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创造长期的经济倍增效应²⁵⁰。

·在各经济领域实施准备就绪的恢复项目和其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实现经济去碳化，将排放轨迹转变为净零排放。

每年只需在生态系统恢复、再生农业和循环商业模式方面投资2.7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就能在十年内创造3.95亿个新的工作岗位和超过10万亿美元的年度商业价值²⁵¹。

调整投资方向和激励措施

除了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和土地权属保障等激励措施外，还必须大幅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兑现土地恢复议程的承诺。虽然公共部门对促进再生型实践的研究和推广服务进行了投资，但农民和其他土地管理者对可持续性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的接受程度仍然很低，因为他们担心其盈利能力，且这与他们的经历和价值观不一致²⁵²。对于通过再生型实践产生的许多生态系统服务而言，市场结构无法满足供需关系、促进贸易或充分建立价格机制²⁵³。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计划试图将非市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纪体制制度化，这些服务通过土地恢复得到加强。一个挑战是，服务提供者（如农民、土地、水和保护区管理者）往往远离受益者（如工业、消费者），因此很难通过公平的定价机制将供需双方联系起来。由农林部门引导的债务自然互换机制、碳信用机制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基金也有望为大规模的土地恢复活动提供资金²⁵⁴。我们需要对这些机构和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它们能为项目和融资牵线搭桥，汇集资金，并展示恢复活动带来的投资回报。

将支持与生产脱钩，或将支持与生物多样性、气候或恢复目标挂钩，是激励和扩大采用可持续性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做法的务实之道。

调整公共部门财政

将农业支持和其他补贴重新用于土地使用部门（如水和化石燃料开采），这是一个可为土地恢复工作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机会²⁵⁵。据保守估计，全球每年对能源、农业、水资源和渔业的补贴为4万亿～6万亿美元甚至更多²⁵⁶。它们包括直接的货币支付，或者其他形式的利益转移，如税收、法律、法规、价格支持或者市场扭曲。其中许多被认为是反常的，因为它们鼓励危害人类和环境、消耗而非补充自然资源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法。可以重新利用农业补贴，采用需要更多劳动力但外部投入较少、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再生实践。采用再生方法的农场通常比只采用传统方法的农场获利更多²⁵⁷。

一些重债国家采取了创新方法，为绿色复苏提供资金。债务自然互换机制和自然绩效债券旨在减少债务支出，使政府能够为绿色培训和就业项目提供资金²⁵⁸。同样，融合了公共和私人投资的生态系统恢复基金可以支持植树活动，改善保护区的管理，为妇女和青年创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²⁵⁹。生态财政转移支付是补偿地方政府保护和恢复土地资源的一种方式。与重新利用补贴一样，财政转移也是一种吸引各国政府支持环境目标和奖励土地所有者参与恢复活动的方式，而无须增加税收或寻求新的资金²⁶⁰。

负责任的治理事项

除了投资和激励措施外，以人权为重点的针对性政策和计划也可以解决一些潜在的健康和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疫情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在许多国家，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人们对领导人和机构失去信任，社会契约出现裂痕。基于人权、以人为本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危机恢复方法有助于满足被剥夺权利的群体以及弱势群体的需求。包容性治理解决方案可以在地方共同制定，以更好地确保长期成功，并建立可信的机构，帮助架起将人民和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桥梁²⁶¹。

各国政府正在学习如何通过以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协作为基础的权力下放或“多中心”治理方式，以更好地协调其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因地制宜的危机管理和恢复战略的需要，因为许多国家被迫采取灵活和有地区差异的措施来应对影响。如今，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被视为政策优先事项，加强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协调也是如此²⁶²。

巴黎绿色预算合作项目

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开支是将私营部门投资与长期目标（如可再生能源供应、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资源和废物回收）结合起来的机会。这可以通过采取激励措施得以实现，鼓励改造或新建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如农业景观中的可再生能源农场）或恢复流域和湿地，以降低水处理和输送的成本。提高潜在项目的确定性能使投资者提供风险资本，投资于能力建设，并为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健康的资本市场²⁶³。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主办的巴黎绿色预算合作项目具有改善各国国内预算和财政政策的作用，它们在资源支持和实施环境目标方面至关重要。它协助各国将自然友好型目标纳入现有预算流程，并使气候和环境目标成为政策组合的主流，包括使用财政措施，如环境税、补贴、监管、采购支出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²⁶⁴。

建设恢复型经济

恢复型投资通常旨在将经济增长与减轻生态系统和气候的压力结合起来。全球恢复型投资日趋增长是由于人们对土地退化成本认识的提高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的不断扩大。决策者再也不能将环境和经济优先事项分开管理。各国仍可在现有政策和市场结构范围内开展工作，但也可以在现有和新兴能力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独特的恢复途径，以此进行创新并保持竞争力²⁶⁶。投资于恢复活动是将退化景观转变为功能性景观的机会，这能够带来共同利益，包括生计和商业机会²⁶⁷。

恢复工作将是未来几十年的要事和精神所在——这一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部门已不容忽视²⁶⁵。

对包括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在内的经济产出和工作岗位进行更全面的核算，将揭示土地恢复所创造的真实效益²⁶⁸。2021年3月，各国政府商定了核算框架，开始评估其自然资本，以便更好地了解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保护自然资本的重要性²⁶⁹。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通过之际，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我们不再允许将盲目的环境破坏视为经济进步”²⁷⁰。

土地恢复作为增长和稳定的引擎，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恢复土地和生态系统将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多样化，重新将人们与他们的景观联系起来，并建立社区信任和互惠。这将刺激进一步的投资和创新，以及为未来的工作岗位提供培训和新的技能。虽然可能有人认为投资土地恢复是有风险的，获得回报的时间也不确定，但如果适当考虑到全面的社会经济效益，人们对恢复成本的负面看法就会大大降低²⁷¹。

领导人可以展现他们的勇气、智慧和远见，将财政刺激与他们恢复土地、转向循环经济以及满足所有公民需求的承诺结合起来。

目前有超过10亿公顷的退化土地需要恢复，创造数百万个绿色就业机会的前景十分广阔²⁷²。到2030年，向低碳、恢复型经济的过渡可再为6500万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不仅足以抵消衰退行业的裁减岗位，还会净增加3700万个工作岗位²⁷³。其中包括农业、林业、能源和环保部门以及项目设计和规划、工程、园林绿化、增值产业、新技术、苗圃和投入供应链中的各种工作岗位²⁷⁴。

土地恢复是因地制宜的，许多相关的民生福祉和增值机会也是如此。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同，大多数恢复工作都不能外包——投资及其回报直接支持地方经济²⁷⁵。这有益于受疫情、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农村社区。它还能激发创业活动，刺激对地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产生长期的倍增效应，促进更广泛的区域发展。

1.4.2 “一体化健康”方法

2019年后出现了以综合方式而非单一或线性方法应对相互关联的挑战的迫切需要²⁷⁶。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结果，就很难把经济增长看作是成功的。未来，流行病每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而只需花费其中的1%，世界就能通过保护自然，从源头上预防流行病²⁷⁷。

“一体化健康”方法考虑到人类、动物、植物及其共享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它认识到，人类的长期韧性和福祉取决于大自然的健康和完整性²⁷⁸。“一体化健康”涵盖广泛的问题，包括人畜共患疾病和病媒传播疾病、抗生素抗药性、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和环境污染。它还能有效解决慢性病、心理健康、职业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等问题²⁷⁹。

“一体化健康”方法采用多级治理，以帮助协调跨部门的预备和响应计划。循证政策、全球合作和协调行动可以推进恢复健康的一致性战略²⁸⁰。土地恢复是通过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来预防未来流行病和减轻其他灾害的明确途径²⁸¹。生态完整性（结构完整性和连通性、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丰富性以及生产关联性）高的景观，可提供更高水平的生物安全²⁸³。与疾病和灾难相关的公共卫生成本不断上升，这有助于促进向恢复性文化过渡²⁸⁴。

“土壤、植物、动物、人类、生态系统和地球运转的健康是一体的且不可分割的”²⁸²。

图1.14 “一体化健康”联系

人畜共患疾病

人类现在开始充分认识到人畜共患疾病对生存造成的威胁。人类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野生动物贸易被认为是人畜共患病病原体从野生动物向人类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285、286。近年来，包括禽流感、猪流感、非典型肺炎、埃博拉出血热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在内的其他此类疾病也威胁着人类²⁸⁷。人畜共患疾病也可能由源自野生动物的细菌、真菌或寄生虫引起，有时以家养动物为中间宿主²⁸⁸。人畜共患疾病一般通过空气、密切接触、昆虫或被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

被忽视的人畜共患疾病，如炭疽、布鲁氏菌病、锥虫病或狂犬病，在受影响人群（通常是南半球的贫困农村社区）中流行，但与新出现的高传播性疾病相比，它们获得的关注和资助少得多²⁸⁹。

野生动物贸易

减少或消除野生动物贸易将为人类健康带来诸多益处²⁹⁰。要消除这种贸易，就必须齐心协力执行禁令，破坏供应链，关停有风险的场所，最重要的是减少消费者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²⁹¹。这包括在销售点执法，以及减少非法或无管制的狩猎和野生动物养殖场。与此同时，可能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以降低实施禁令和加强监管对依赖这一贸易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²⁹²。

栖息地破坏

贸易协定、企业合同与认证计划有助于促进零毁林和零土地转化的商品供应链及市场，这些商品包括咖啡、可可、棕榈油、大豆或木材等²⁹³。很大程度上，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推动了野生动物产品的全球贸易，它们为天然森林中的商品生产和资源开采提供服务。在一些地区，木炭生产导致的毁林和土地退化是一个重要因素，预计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²⁹⁴。生物多样性栖息地的破坏会增加人畜共患疾病的感染风险，并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从而直接影响人类健康。

工业化畜牧业

改良集约化畜牧业生产方式有助于遏制人畜共患疾病和其他健康风险的出现及传播。工业化畜牧业，包括野生动物养殖场，以及肉类、奶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加工，都可能成为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渠道，包括最近暴发的猪流感和禽流感²⁹⁵。工厂化养殖通常会对动物施用生长激素和抗生素，从而导致抗生素抗药性和其他人类健康风险^296、297。商业化畜牧业中拥挤且不卫生的环境与有限的遗传基础使得感染和疾病很容易迅速传播，即使采取了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也是如此。

均衡饮食

健康均衡的饮食有助于人类各方面的发展，防止营养不良，并建立强大的免疫系统。目前，高收入国家和社区过度消费肉类、奶制品和垃圾食品，这不利于人类和环境健康。有证据表明，转向植物性饮食更健康、更可持续²⁹⁸。在全球范围内，制作工业化动物产品和超加工食品所使用的土地及产生的碳足迹正在迅速增长。畜牧业用地占全球农业用地的近80%，但产生的热量却不到全球供应量的20%²⁹⁹。政府可以重新制定膳食指南，取消对集约化畜牧业和超加工食品行业的补贴；企业可以投资和销售无肉替代品；消费者可以要求学校、工作场所和餐馆提供植物性食品³⁰⁰。

污染

努力减少土地使用造成的土壤、水和空气污染将改善人类和环境的健康状况。污染是当今世界导致疾病和死亡的最大环境原因，主要来自水和土壤污染、化学品使用以及不恰当的废物管理³⁰¹。在农业地区，农药、化肥和粪肥的径流会降低水质和土壤质量，导致富营养化³⁰²。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加剧了沙尘暴，使人类暴露在含有有害微生物和化学物质的空气颗粒物中³⁰³。

1.4.3 减少灾害风险

人口增长和定居点扩张意味着人类越来越需要做好灾害的应对准备工作。地球上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可能是短暂、突然和不可预测的（海啸），也可能是缓慢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干旱、海平面上升）。造成灾害的原因有：

·生物（虫害、疾病）。

·环境（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

·地质（地震、火山喷发）。

·水文气象（沙尘暴、干旱、洪水、野火）。

·技术（工业污染、事故）。

了解灾害发生的原因是降低风险的第一步。灾害风险是危险（生物-物理现象）、暴露（社区和资产）及其导致的脆弱性（损失和破坏）这三者的叠加³⁰⁴。灾害造成的大规模人类灾难通常包括生命和财产损失、饥荒、流离失所和冲突——所有这些都使恢复变得更加困难。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往往居住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当灾难来临时，帮助他们应对危机的储备也较少。

在现代历史上，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面临着如此多熟悉和陌生的风险与危害，它们在一个高度关联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相互影响³⁰⁵。

干旱、火灾、热浪和虫害对森林造成了严重损失，热带森林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为火灾的影响³⁰⁶。在温带地区，一些森林已适应了火灾，这对某些物种的再生至关重要。干旱、高温和火灾交织在一起，给完整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给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在灾难性事件对生态进程和食物网造成严重干扰之后，土地恢复工作最具挑战性。

土地恢复是减少灾害风险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更重要的是备灾。与气候变化一样，土地退化往往既是灾害的原因，也是灾害的后果。例如，人类活动，如水资源管理，往往会加剧荒漠化和干旱，而干旱后的野火和虫害则会迅速蔓延，对生态系统健康造成巨大影响。洪水和山体滑坡通常是由城市化、毁林和坡地耕种引发的，这些活动削弱了生态系统调节水的能力。

图1.15 干旱和缺水的影响

干旱和缺水

目前，超23亿人居住在缺水国家。1998～2017年，干旱直接影响了至少15亿人³⁰⁷；到2030年，多达7亿人可能因干旱而迁徙³⁰⁸。到2050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全球一半的粮食生产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309、3¹⁰。

了解水资源紧张和短缺的原因对于有效管理水资源至关重要。当异常干旱时期导致淡水供应严重不足时，就会发生干旱。它们是一种反复出现的自然特征，由于人类的干扰而加剧，并且由于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频繁、剧烈和广泛。当淡水的供应及获取无法满足人类和生态系统的需求时，就会出现长期的缺水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土地管理、备灾措施和长期规划，去降低水资源挑战所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事实证明，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方法可有效降低风险和提高抗旱能力。更有效利用水资源的技术可以减轻干旱造成的破坏，提高土壤生产力，降低耕作风险。虽然国家政府是有效治理水资源的核心，但干旱易发地区的社区和个人可以利用他们的节水与集水知识来减轻干旱的影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合作有助于权衡利弊，减少农业和家庭用水方面的不平等³¹¹。

对于缺乏有效应对干旱和缺水问题能力的女性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来说，社区节水方案尤为重要。

洪水

降雨强度的变化和日益严重的土地退化加剧了灾难性洪灾发生的风险³¹²。在中低收入国家，有20多亿人生活的地区面临着被百年一遇的洪灾淹没的风险——其中估计有1.3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和洪水易发地区³¹³。当水资源被污染、疾病暴发时，他们首当其冲。在很大程度上，洪水因其来势迅猛，所以与其他灾害相比，往往会造成更大的资产和生计损失。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基础设施是解决土壤侵蚀、栖息地丧失和水质问题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同时还能让社区参与减少洪水风险的活动，如：

·恢复城市化区域及城市周边退化的河流和湿地。

·恢复流域、山区和斜坡上的森林和草原。

·保护洪泛区或利用自然基础设施开发洪泛区。

·实现耕作制度多样化，以管理土壤和生物多样性，提高抗洪能力³¹⁴。

野火

由于气候变化和不良的土地管理方法，全球野火发生的风险、频率及其影响都在加剧，从而形成了排放增加和生态系统遭破坏这样一个反馈环^315、316。野火可能由闪电和其他自然原因引发；然而，大多数野火是由人类无意或故意引发的。野火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环境特征，它决定了植物、动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演化。在一些适应火灾的生态系统中，周期性或有控制的燃烧对种子发芽和本地植物群的恢复非常重要。

野火对地方和全球都有影响，它是空气污染的主要工业来源，季节性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大型人口中心。野火引起公共健康问题的主要污染物是一氧化碳、臭氧和颗粒物。它们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并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有关³¹⁷。野火还会导致野生动物死亡或流离失所，破坏它们的栖息地，并减少可供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野火会使土壤裸露，加速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同时助长杂草，这些杂草生长迅速，更易引起火灾³¹⁸。

荒漠化

荒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造成的土地退化³¹⁹。虽然在沙漠和荒地边缘的草地、森林及耕地发生荒漠化的风险较高，但荒漠化仍被视为一种复杂、大规模、全方位和长期的全球性危害³²⁰。造成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是庄稼和牧场的扩张，以及对土壤和水资源的过度开发³²¹。

由于气候变化，荒漠化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也将加速全球变暖。相关风险包括粮食产量下降、地上和地下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入侵植物物种的侵蚀。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往往会加剧贫困，降低受影响的旱地社区的恢复能力，导致粮食和水资源危机、疾病负担加重，还可能加剧资源冲突和导致被迫迁徙。土地恢复、可持续作物和牧场管理、传统或生态农业方法往往是遏制甚至扭转荒漠化趋势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沙尘暴

近年来，沙尘暴发生频率急剧增加，并因气候变化、干旱和荒漠化而加剧。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一系列危害，直接影响旱地社区和更偏远的地区³²²。强风从污染源地区裸露的土壤表面卷起尘埃和化学微粒，然后将其传播数千公里。由于沙尘暴跨越边界，影响广泛，我们需要采取全球和区域政策应对，特别是预警、监测和源头缓解措施。

2019年，联合国建立了防治沙尘暴联盟，以推动全球和区域行动，减少沙尘暴对人类健康、粮食生产和环境的影响。

与其他灾害相比，沙尘暴通常不会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但其累积影响可能巨大³²³。它们破坏庄稼、杀死牲畜、剥离表土、损害粮食生产和地方生计。大气粉尘，尤其是与工业污染混合在一起时，会导致或加剧人类的健康问题，如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能见度低会导致交通事故，扰乱运输和供应链³²⁴。利用简单的农艺措施和保护土壤的放牧方法进行土地恢复，可以大大缩小沙尘暴源区的范围，限制沙尘暴造成的破坏³²⁵。

为未来做好准备

气候变化和人类住区的扩张将继续增加世界各地发生灾害的风险和频率。与全球变暖和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有关的相互强化的反馈环正以新的协同方式加剧多种灾害³²⁶。灾难发生后，人们很想迅速重建家园，恢复生计。然而，头等大事是要找出并改变增加灾害风险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做法。对于许多社区和生态系统而言，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土地资源的地方行动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备灾战略，可降低脆弱性，提高应对灾害及从中更快恢复的能力^327、3²⁸。

尾注

第二部分全球土地恢复

世界各地正在加快土地恢复进程。采用的策略、方法和实践反映了其地理位置、背景和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效解决过去土地退化问题的恢复活动也可以用来应对未来土地面临的挑战。土地恢复是一个无悔的选择，因为任何恢复土壤健康、补充自然资本和恢复土地健康的努力最终都会带来远超成本的收益。

第二部分是目前世界各地众多土地恢复活动的精华总结，包括土地恢复项目、计划和倡议。它阐明了恢复目标、战略和实践的多样性，这些目标、战略和实践寻求改善土地资源健康状况的方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2.1节“减少灾害风险”研究国家和社区如何准备应对与减少相关灾害的风险和影响，这包括干旱、水资源短缺与其他因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2.2节“土地治理和权属保障”随后提供了案例，重点关注土地治理、弱势群体或被剥夺权利的人群，以及再生型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践之间的关联。2.3节“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介绍了一些最近在特定土地利用环境中的案例，表明再生型行动几乎在任何地区都具有可行性。第二部分最后简要介绍了非洲地区为建设和维护绿色长城所做的努力。

2.1 减少灾害风险

2.1.1 抗旱和减少风险

当降水量大大低于正常记录水平时，就会出现干旱¹。随之而来的缺水和热应力对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被广泛开发用于作物生产和牲畜饲养的地区，这些活动造成的自然植被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的干旱风险更高²。在全球范围内，估计每年有5500万人直接受到干旱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损失和破坏发生在低收入国家³。缺少雨水的森林和草原容易发生野火；在城市，水库和水井空了，水龙头也随之干涸了。

干旱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缓慢发生的灾害——一种可以被预测并采取预防措施的灾害。但是，当气候变化使通常潮湿的地区遭遇长时间的干旱时，“骤旱”就会不期而至⁴。当干旱来袭时，新闻头条充斥着令人不安的画面，紧急救援工作也随之启动，但这些工作往往缺乏资源支持⁵。与应对干旱危机相比，帮助社区在干旱发生前做好相关准备，其效率更高、成本更低⁶。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干旱的影响，尤其是当土地恢复的经济激励措施与预警、监测和多尺度治理相一致时⁷。

图2.1 UNCCD抗旱倡议

积极主动管理干旱风险的方法包括备灾措施，以及相关的规划工具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⁸。

在墨西哥，2010～2013年多次发生的大范围干旱，让他们制定了国家层面的抗旱计划。该计划包括在流域委员会层面采用新的积极主动的综合干旱管理的工具，其中包括沟通、教育和创新，作为提高用水户备灾能力战略的一部分⁹。美国国家抗旱减灾中心重点关注干旱监测、影响评估、减灾和备灾问题。美国国家综合干旱信息系统明确呼吁“使国家在管理干旱风险和影响方面能够从被动应对转为更加积极主动”¹⁰。

在巴西，Aridas项目是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为该国东北半干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了长期规划方法，其核心是防旱。良好做法包括选择耐旱物种、利用气候预测、提高土壤保墒能力以及采用雨水收集技术¹¹。在加勒比地区，连年干旱非常严重，促使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局实施了一个发布干旱警报的系统。在国家水管理当局继续领导各国采取应对措施的同时，加勒比水资源和废水协会的任务是为未来的准备行动进行区域规划¹²。

可持续的土地和土壤管理实践可以减少缺水现象，增强抗旱能力¹³。

在埃塞俄比亚，小农户采用一系列策略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其干旱脆弱性。这些措施包括轮作和作物多样化、滴灌以及抗逆作物品种选育¹⁴。水土保持方法，如使用拦水坝和条形垄沟，可以阻止沟壑侵蚀，改善土壤中的水分渗透，防止下游洪灾和地下水位上升¹⁵。在马拉维，毒鼠豆树与玉米间作，通过落叶提高了土壤的长期肥力，提供了廉价的有机肥料。降雨两周后，以这种方式管理的田地比单一种植玉米的土壤多蓄水约50%¹⁶。

在南非，由于当地人寻求其他食物和收入来源，干旱增加了偷猎野生动物的发生率¹⁷。虽然这些地区的植被可以在干旱后迅速恢复¹⁸，但濒危动物种群往往无法恢复。因此，需要为这些动物提供补充食物，同时帮助当地社区避免在干旱时期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¹⁹。在布基纳法索，建造石堤，也就是所谓的堤坝，可以拦蓄雨水，让雨水渗入土壤而不是流失。在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过去30年来，同行之间的相互学习促成了它们的广泛使用，改善了粮食安全，扭转了土地退化和荒漠化²⁰。

在瑞典，Tullstorpsån项目促进在多功能湿地蓄水，以应对干旱和山洪暴发，并减少氮和磷流入波罗的海²¹。在2009～2019年，共恢复了占地169公顷的39块湿地和10千米长的水道边缘，改善了通往农田的道路，为户外娱乐和旅游提供了机会²²。在德国，与美国西部、澳大利亚和地中海盆地一样，干旱导致了毁灭性的野火和害虫入侵，如小蠹虫。德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以提高森林的抗灾能力²³。这包括种植能够适应未来气候条件的树木，如本地物种和来自气候更温暖的南欧的物种²⁴。

巴基斯坦和印度：管理含水层补给

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当地的管理技术被称为卡雷兹系统，利用隧道沿着自然坡度输送地下水，无须使用机械能。虽然这些系统以社区为基础，能长期保持稳健，但往往无法与对挖井和管井的大规模推广及补贴相竞争²⁵。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许多地区，被称为holiyas的水管理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农民之间的自发传播开始使用²⁶。在暴雨和洪水期间，holiyas将雨水输送并储存到地表以下，当缺水时，就可以使用太阳能水泵取用和分配地下水^27、28。农民每年通过收集10天左右的雨水，可以储存7个月用水量²⁹。卡雷兹和holiyas都是具有成本效益的系统，有助于减轻干旱、洪水和其他气候压力，为当地社区带来更稳定的粮食生产和生计。

在过去的20年里，植物育种技术和耐旱性研究集中在即使降雨不足也能茁壮成长的主要作物上³⁰。

在布隆迪，气候变化正在扰乱季节性降雨模式。莫索地区的一个项目重新引入了山药、豇豆、木豆、高粱和芋头等本地品种，这些品种比现代栽培品种更耐旱。它将种子收集和认证与示范地块和烹饪集市相结合，以促进其生产和消费³¹。在津巴布韦，已开发出适应轻度干旱环境的耐旱玉米品种。住户调查表明，这些品种产量更高，每公顷额外收入240美元，这意味着无须额外成本即可获得9个月的粮食³²。在尼泊尔，干旱问题严重的中部丘陵地区已经开发并广泛采用了抗逆水稻品种。这些品种耐洪水和缺水，产量也很高，即使在非干旱年份也能提高粮食安全和家庭收入³³。

拉丁美洲正在开发耐旱的豆类和土豆品种，以帮助农民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致富³⁴。在萨尔瓦多，国家农业研究所通过将红豆和黑豆杂交，培育出了一种耐旱的浅红色豆子品种，称为CENTA EAC³⁵。在危地马拉，研究人员推出了一种名为ICTA Chorti的豆类品种，它不仅富含铁和锌，还具有抗旱性³⁶。在哥伦比亚，科学家发现了宽叶菜豆的基因来源，可以将这些基因重新引入栽培豆中，使其更加耐旱和耐热³⁷。在秘鲁，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红薯的野生近缘种，它们可以通过调节叶片温度来保持绿叶并耐受更长时间的干旱。这些生理特征或胁迫记忆具有巨大潜力，是红薯育种计划的宝贵性状来源³⁸。

在城市化区域，干旱的影响和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有可能加剧社会紧张局势³⁹。

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面临水资源紧张的问题⁴⁰。许多城市中心依靠农村流域供水。2000～2020年，全球有79个大城市遭受干旱⁴¹。干旱加剧了现有的供水问题，降低了可用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贫困的城市居民受到的影响最大——随着公共水龙头干涸，他们必须依赖被污染的水源，或者昂贵的瓶装水和罐装水。许多城市政府正在认识到通过流域管理与减少需求来解决干旱和缺水问题的成本效益。

在南非，2017～2018年干旱期间，开普敦制定了一项分级协议，用来应对缺水问题⁴²。这些措施包括提高水价、配给供水、禁止某些特定的水资源用途以及开展提高节水意识的宣传运动，包括“零水日”教育——除非用水量得到抑制，否则在这天国内供水将被完全切断⁴³。一般而言，非价格机制更有效、更公平，因为它们使地方当局能够更好地控制用水量，并且不会给穷人带来额外的收入负担。

在澳大利亚，周期性干旱是由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变化驱动的自然现象。它们往往伴随着热浪和野火，摧毁了大面积的自然植被，并被认为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⁴⁴。水库供水量约占全国供水总量的90%，但在长期干旱时期，蓄水量会急剧下降。各个城市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实现供水多样化，开展减少家庭用水量的运动，包括推广节水型马桶、淋浴喷头和洗衣机，以及为安装雨水收集箱的房主提供折扣⁴⁵。

极端水文气候在塑造和维持自然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洪水或干旱发生在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或者战略性资产所在的地方时，自然致灾因子就变成了潜在的自然灾害⁴⁶。

水资源综合管理

20世纪80年代，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的概念被引入，以利用更全面的战略和更协调的做法，更好地优化不同部门之间的用水。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六项体现了全球对水资源综合管理潜力的认可，

该目标指出：“到2030年，在各级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界合作。”人们认为，只有当目前的执行率翻一番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⁴⁷。为取得最大成效，水资源综合管理活动应在盆地和含水层层面开展，这往往需要跨界合作。

防洪抗旱综合战略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流域和江河盆地，洪水和干旱同时存在。同时减轻洪水和干旱的风险及对当地社区影响的综合方法比逐个解决的方法更有效。CliMWaR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开展的一个项目，它在智利和秘鲁发现了从被动转向主动的全面管理干旱和洪水风险的机会⁴⁸。在非洲西部，沃尔特的洪水和干旱管理项目（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加纳、马里和多哥）旨在利用预警系统进行洪水预报和干旱预测，首次跨界实施洪水和干旱综合管理战略。这将提高所有6个流域国家执行协调措施的能力，以改善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现有的防洪抗旱战略⁴⁹。

跨境水资源分配

从国际水道取水的核心原则是公平合理使用水资源。这一原则已写入《联合国水道公约》中，旨在帮助调和跨境利益冲突，并“使每个国家从水域的使用中获得最大利益，同时使每个国家受到的损害最小”⁵⁰。然而，在跨境的300多条河流中，三分之二以上没有跨境合作计划⁵¹。

西班牙和葡萄牙共有5条河流，其年平均水资源中约70%来自西班牙，而流域面积占伊比利亚半岛总面积的45%，其中近65%位于葡萄牙。主要用于灌溉的水流已经或正在变得稀缺，大坝建设、州内重新分配和极端降雨变化加剧了这一问题⁵²。1998年，双方签署了《合作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西班牙-葡萄牙流域水域公约》，有助于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共享水资源之间取得平衡。虽然该公约包括一个复杂的水资源分配计划，但它还规定，在干旱情况下，缔约方可以不遵守商定的流量制度⁵³。尽管如此，这是一种在国家间公平分享地表水的有效模式方法——这有利于抵御因气候变化而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状况。

管理共有含水层

考虑到有500多个含水层跨越国界，跨界含水层协议却寥寥无几。其中一个协议管理着世界上最缺水的两国地下的Sag（沙特阿拉伯）和Disi（约旦）含水层的使用⁵⁴。这是一个深层的、不可再生的含水层，绵延数百公里，含水时间长达3万年。含水层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水资源，该地区几乎没有地表水，降雨量既少又多变⁵⁵。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抽水将沙漠改造成地区农业中心，导致地下水位大幅下降。约旦最初仅将含水层用于当地供水，但在20世纪90年代修建了一条管道，将饮用水输送到安曼^56、⁵⁷。

解决办法是制定一项跨界协议，以减轻环境和水资源压力，防止含水层进一步恶化，并缓解政治紧张局势⁵⁸。2015年，两国签署了一项每25年审查一次的协议⁵⁹。它明确规定了含水层的边界，并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和使用区域，从这些区域新提取出的水将完全用于满足市政需求。最重要的是，该协议设立了一个联合水务委员会，由两国人员组成，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其他水资源问题⁶⁰。

2.1.2 洪水、野火、沙尘暴

干旱、洪水、野火和沙尘暴主要受到土地利用变化和当前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极端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常态，让世界许多地区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极端情况是复合事件，会带来连锁反应，如连续的干旱影响增加了洪水发生的风险，也为更强烈、更长时间的野火创造了条件，并扩大了沙尘暴的来源地。

洪水

洪水是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自1980年以来已在全球造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⁶¹。未来几十年，人口增长、土地退化、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和城市下沉可能会增加洪水事件的风险和暴发⁶²。到2030年，全球每年受洪水影响的人数预计将翻一倍，而财产损失和经济损失将大幅增加⁶³。一直到现在，大多数洪水风险管理都涉及传统措施，如硬工程或灰色基础设施。通常，建造物理堤坝、水库、防洪堤和水渠是为了控制洪水并减轻其影响。

最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或“绿色基础设施”方法已成为成本效益高的替代方案或补充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利用自然过程和生态系统过程来降低洪水风险，同时改善粮食安全、水质、碳固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64、65，可用于河流流域（如重新造林、绿色堤坝）、沿海地区（如红树林、湿地）和城市（如城市公园）⁶⁶。

秘鲁：冰川山地生态系统中的流域可持续管理

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气温升高，秘鲁18个山脉的冰川面积减少了53%。冰川加速消退产生的融水往往会形成不稳定的临时湖泊，导致致命的山体滑坡或山洪暴发。为了应对这一威胁，2011年，由社区领导的多个利益攸关方联盟，包括科学家、公共和私营部门运营者，制定了一项为期十年的水资源管理计划，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冰川地区的200多个新湖泊。重要泉水周围数百公顷的湿地、草地和森林都得到了保护并得到了恢复——将支流隔开以实现自然再生，开始实施公共放牧计划。这些技术与其他措施相结合，如建造水坝从冰缘潟湖取水并储存雨水。灾害预警系统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下游山体滑坡和山洪的风险，70 000多名居民因此受益⁶⁷。

中国：重新连接河流和湿地

20世纪50～70年代，长江流域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使现有的河湖湿地系统格局发生改变，导致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洪水灾害，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降低未来的洪水风险，中国政府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将长江与湖泊重新连接起来，并恢复湿地系统的自然功能。该工程始于2002年，已修复湿地448平方千米，滞洪能力2.85亿立方米。在各个地区，季节性洪水的修复工程使渔业产量增加了17%以上。重新连接河湖湿地系统有助于降低应对洪水的脆弱性，并增加野生动物的数量⁶⁸。

斯里兰卡：城市防洪湿地

科伦坡被一个大型的防洪湿地网络所包围，既有自然湿地，也有人工管理湿地。然而，近期快速的城市化导致了整个网络的持续退化，其持水量减少了30%。2010年，该市发生了一系列破纪录的洪水事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为了减少洪水风险和未来损失，从2012年开始，科伦坡地铁城市发展项目设计了绿色和灰色基础设施的组合：湿地保护、防洪公园和工程解决方案，如混凝土堤岸。湿地和公园的整合让雨水渗透得更慢，缓冲了极端事件的影响，并减少洪水通过负担过重的基础设施流动的情况，从而为600多万人提供更好的防洪保护和更高的生活质量^69、⁷⁰。

希腊：防洪和水资源安全的河流修复

希腊中部的斯佩耳刻俄斯河流域通常容易受到河流洪水事件的影响，这些洪水往往超过河道容量，会从很多方面影响该地区生活⁷¹。为了降低洪水影响，该地区采用的自然蓄水措施，包括恢复和稳定河岸、通过改道延长河道和拓宽河床。两个串联的蓄水池有助于调节水流，并将多余的水量转移到附近的灌溉网络⁷²。一项评估发现，尽管项目区域相对较小，但所采取的措施显著降低了最大洪水深度、最大流速和洪水影响的范围，同时有助于长期地下水补给⁷³。

莫桑比克：城市公园抗击洪水

沿海城市贝拉很容易受到强风暴和反复洪水的影响。由于规划不善的定居点、低质量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断恶化，30多万居民饱受气候相关灾害的影响。通过莫桑比克城市和气候变化项目，贝拉恢复暴雨排水系统以加强对天气相关灾害的抵御能力，使洪水风险降低了70%。这些升级包括修复或新建11千米的排水渠，新建防洪站，以及一个大型蓄水库⁷⁴。这一灰色基础设施得到了绿色基础设施工程的支持⁷⁵，绿色基础设施将Chiveve河沿岸改造成了一个城市公园，增强了生态系统服务（如生物多样性、排水、城市降温、防洪），同时改善了居民的经济和娱乐条件⁷⁶。这座占地45 000平方米的公园于2020年12月开放，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是一个可以蓄水的缓冲区⁷⁷。

野火

21世纪以来，野火更加频繁，且影响范围大，异常严重。野火导致数百人丧生，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许多地区，气候变化，如炎热、干燥，增加了野火肆虐的可能性⁷⁸。然而，周期性燃烧对许多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健康仍然至关重要，这往往是种子发芽的必要先决条件⁷⁹。在北美洲，近80%的原生植被是随着火而进化的⁸⁰。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火来管理土地，造福人类和自然^81、⁸²。

然而，在20世纪，人们将灭火和防火做法强加给已适应野火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危险的情况。森林密度越来越大，下层林为火焰提供了一个梯子，让火焰高达树冠，并产生更强烈、更难控制的火焰。此外，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大规模土地废弃及游牧习俗和畜牧业的衰落，以及地面燃料的积累降低了对火灾和干旱的抵抗力⁸³。在没有低强度和频繁燃烧的情况下，随着自然防火带的消失，人类社区和野生动物都受到重大火灾风险增加的威胁。目前主要侧重于灭火和仅通过植被稀疏来保护森林的方法往往被证明不足以降低野火的发生频率和强度⁸⁴。

美国：与火共存

规定或控制燃烧包括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由专家指导的用火，以恢复依赖野火的生态系统的健康。许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⁸⁵、新墨西哥州⁸⁶、俄勒冈州^87、88和其他州⁸⁹，通过控制燃烧来弥补流域和森林恢复技术，以降低野火发生风险。例如，在佐治亚州，恢复工作与规定的焚烧同时进行，以减少燃料负荷，改善当地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受益的一个重要物种是长叶松，目前仅存于其历史范围的一小部分地区，位于美国东南部。松林的回归为受威胁或濒危物种，如红冠啄木鸟、地鼠龟和东部靛蓝蛇⁹⁰提供了它们急需的栖息地。

葡萄牙：重新引入“食草消防队”

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其他地中海流域国家，由于大范围的农村人口外流和相关的土地废弃，牲畜数量急剧下降，缺乏任何形式放牧的土地面积显著增加。植被的变化，叠加越来越长、越来越热的夏季，使得许多地区更容易受到野火的影响⁹¹。葡萄牙北部大科阿山谷的重建工作表明，马和野牛等自由漫步的大型食草动物群的放牧，是一种影响小、效益高的控制野火和提高生物多样性的方法⁹²。这些“食草消防队”消耗的植被原本会成为野火的燃料积累⁹³。自2006年以来，大约45匹加拉诺马（足够自我维持种群繁衍）被投放到1000公顷的法亚布拉瓦保护区，降低了野火的发生率⁹⁴。

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泥炭地恢复防火

干旱的泥炭地地区容易受到野火的影响，由此产生的烟雾会导致人类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泥炭地生态系统的有效重新湿润可以预防火灾，是减少泥炭地氧化和火灾气体排放的关键气候减缓措施。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湿润和恢复泥炭地可以显著增强抗旱能力，降低野火风险。通过减少烟雾，恢复泥炭地也可以降低相关的健康和经济影响⁹⁵。在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的塞邦高国家公园——世界上20%的猩猩的家园——恢复森林和重新湿润泥炭地的措施有助于防止野火的蔓延。与周围地区相比，通过减少伐木和拆除排水渠以重新湿润泥炭后，公园内的火灾发生率和强度显著降低⁹⁶。

为了应对2010年夏天发生的大规模泥炭火灾，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启动了一项大型泥炭地恢复项目。该项目持续到2023年，旨在确保至少590平方千米的退化沼泽得到恢复和可持续管理，并计划重新湿润450平方千米土地。该项目还将监测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性，以提高当地的科学技术能力。到目前为止，超过180平方千米的泥炭地已经重新湿润，950平方千米以上土地的火灾危险等级得到降低⁹⁷。

澳大利亚：文化焚烧行为

在澳大利亚，动植物已经进化为能够与季节性的高风险野火共存并茁壮成长。在殖民化之前，至少有50 000年的时间里，土著居民将火作为一种管理工具，以促进狩猎、改变植被模式和再生灌木。从18世纪开始，随着殖民主义在整个大陆的蔓延，人们渐渐根除了这些文化焚烧行为⁹⁸。从那时起，澳大利亚灌木的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树木和灌木广泛侵占草原，并带来了更频繁和更具破坏性的山火^99、100。自2005年大规模重新引入文化焚烧行为以来，野火摧毁的土地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从2000年的26.5万平方千米减少到2019年的11.5万平方千米¹⁰¹。重新引入传统的用火方式进行管理的方法让澳大利亚北部的热带稀树草原受益匪浅¹⁰²，在过去7年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700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¹⁰³。

沙尘暴

沙尘暴（sand and dust storm，SDS）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很常见。它们通常发生在强风将裸露干燥土壤中的沙子和灰尘吹到大气中的时候，这些沙子和灰尘通常可以将颗粒物输送数百或数千公里¹⁰⁴。人们赋予沙尘暴许多当地的名称，如西罗科、哈布、黄沙、白色风暴或哈马丹。沙尘暴是自然季节性现象，因土地和水资源管理不善、干旱和气候变化而加剧¹⁰⁵。强风与空气中的矿物粉尘颗粒和污染物的结合会对人类健康及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强度、幅度或持续时间的波动会使沙尘暴事件变得不可预测且危险。从地方到区域，再到全球范围内，一些缓解沙尘暴源头影响的活动是综合方法的一部分，可管理沙尘暴带来的风险。源头地区的社区受到直接影响，需要采取与数千千米外受影响地区截然不同的措施。在最新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于有效的应对沙尘暴的决策和政策至关重要。

伊拉克、中国和科威特：减缓沙尘暴源的影响的土地恢复

中东和中国大部分地区干旱，易受沙尘暴影响。伊拉克在其国家发展议程中优先考虑了解决沙尘暴问题。其中包括将沙丘固定作为其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目标的一部分，伊拉克认识到沙尘暴事件是对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粮食生产的突出威胁。伊拉克与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成功地将3000多平方千米曾经贫瘠的土地转变为生产性农业用地¹⁰⁶。

中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包括多种土地恢复措施，如重新造林、可持续草地管理、水土保持和固沙¹⁰⁷。北京的沙尘暴发生次数已从项目开始时的平均每年13次减少到近年来的两三次。该项目还通过促进草药种植和发展森林相关的经济增加了当地收入¹⁰⁸。

在科威特，当地植物被成功地用于限制Liyah保护区的风吹沙运动，而在Kabd地区，辣木的绿化带得到了有效利用。这些耐盐的本地植物能够固定沙子、降低风沙速度和灰尘浓度。它们还能捕获远离来源的风吹沉积物，减少人类定居点周围的沙子堆积¹⁰⁹。

布基纳法索：沙尘暴预警系统

布基纳法索在旱季经常遭受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空气中的灰尘给儿童、孕妇、患者或老人等弱势群体带来了重大的健康问题，包括肺部和心血管疾病以及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布基纳法索国家气象局正在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和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合作，在彩色编码地图上提供沙尘暴预警咨询信息，预警48小时内发生沙尘暴事件的风险¹¹⁰。

中亚：以区域合作对抗沙尘暴

对土壤或水等土地资源的不当管理会使沙尘暴恶化。在中亚，众所周知，由于长期大量取水灌溉，咸海干涸，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后果：剩余水域盐度高，生产性渔业崩溃，600万公顷农业土地退化，原生植被全面丧失¹¹¹。此外，现在暴露在外的咸海干床（现在被称为阿拉尔库姆沙漠）通过风力将数百万吨有毒的含盐灰尘分散到周围地区¹¹²。5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通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资助的项目“中亚地区应对干旱、沙尘暴的区域方法”，联合起来应对沙尘暴。

它支持各国制定国家和区域沙尘暴计划与战略，让包括政府机构、学术界、从业者和当地社区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有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减少干旱风险战略，包括监测和预警系统，这些中亚国家现在能够根据其国家减少和减轻灾害风险以及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计划，结合加强灾前治理的方式提高备灾和抗灾能力¹¹³。

2.2 土地治理和权属保障

2.2.1 土地治理和土地保有权保障

土地治理决定了人们获得使用和控制土地及其资源权利的方式¹¹⁴。责任和公平治理的核心是承认合法的土地权利，包括妇女和青年、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合法土地权利。土地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¹¹⁵，而人均可获得的农田却在减少¹¹⁶。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跨境和国家大规模土地收购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和土地剥夺。土地保有权——管理土地使用的法律、习俗或传统——对于许多土地恢复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它既是与土地或自然资源控制权相关的权利，也是与之相关的责任。土地保有权的安全被视为土地恢复的一项促成因素和目标，通常是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的重要第一步。

治理不到位会破坏土地可持续性和土地公平，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会加剧稀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压力。

2012年，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负责任治理土地、渔业和森林保有权的自愿准则》（VGGT）¹¹⁷。人们认为该准则的达成是一项全球性呼吁，旨在改善和更公平地管理自然资源治理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在2019年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邀请了196个缔约方审查并酌情通过国家土地治理立法和程序，以支持土地恢复。该决定进一步鼓励各国承认符合国家法律框架的合法保有权，包括习惯权利，并加强妇女平等获得土地和土地保有权保障的机会¹¹⁸。

结合VGGT与LDN

虽然土地发展网络的目标是保持或提高陆地自然资本的健康和生产力，但所有土地发展网络举措都注重人与土地的关系¹¹⁹，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是，需要大力保护合法的土地保有权，以确保弱势群体不会因土地使用决策和恢复工作而处于不利地位。FAO/UNCCD关于将VGGT和LDN结合起来的《技术指南》是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设计的，目的是提高他们对一些潜在方式的了解，他们通过合法权利和更负责任的保有权管理，能促进LDN目标和其他土地恢复愿景的达成。最终，《技术指南》旨在加强国家层面的实施，不让任何个人、团体或社区落在后面¹²⁰。

合法保有权有多种类型——国家、个人或团体权利，财产所有权、公共和私人租赁，以及习惯、传统或本土安排——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土地恢复的投资水平。

VGGT的原则包括人权、不歧视、公平正义、性别平等、可持续性、协商和参与、法治和透明度¹²¹。如《技术指南》所述，加强土地保有权保障和有效恢复的通用途径涉及法律、政策和行政框架，以及多方利益攸关方平台和争端解决机制。特定环境的途径、机制和过程可能包括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理和其他土地管理工具。

在许多形式中，保有权是所有土地利用活动的重要部分。参与式治理和土地保有权保障是土地恢复干预措施的设计、实施和成果的关键影响要素。同时考虑土地保有权和土地恢复，可以加强自然资源治理与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做法之间的联系。许多土地恢复活动需要灵活、分散的治理方式，以适应新的知识类型和技能，同时能容纳多个参与者的价值观、关系和参与。

表2.1 土地保有权与土地恢复之间联系的国家实例

国家	保有权背景	恢复行动
喀麦隆¹²²	过于复杂的治理框架和众多重叠的法律体系助长了国有土地上为木炭生产而砍伐森林的现象。拥有习惯权的土地持有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加剧。	恢复机会评估方法¹²³，用于确定保护区附近可持续木炭生产高度优先的地点。土地使用者权利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并与森林保有权安排的监管挂钩。为了环境和经济效益，人们利用竹子和其他本地植物进行土地恢复。
中国¹²⁴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国家正在进行土地去集体化，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每家每户。	在执行年度森林管理和恢复计划中包括为家庭土地和分配的林地提供长达70年的租约。
缅甸¹²⁵	种族冲突和暴力是造成土地保有权不安全和土地被剥夺的主要原因，这导致了非法森林开采。	缅甸在恢复倡议的设计中使用了具有新保有权规则的次国家级土地利用规划。
巴基斯坦¹²⁶	土地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是缺乏明确的保有权立法和治理。	巴基斯坦在社区层面实施和监测恢复工作及价值链开发，并限制土地掠夺，由社区领导的委员会促进生态系统管理。

VGGT的经验教训

VGGT多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将民间社会、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聚集在一起，以国际良好做法为基础，规划和实现土地治理的共同愿景。人们在由此产生的能力发展和认知提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它确立了对惯例和妇女土地权利的承认，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描述并记录了土地权利^{127、128、129}。尽管改善社区产权安全的实施方案越来越重要，但还需要采取更具体的行动^{130、131、132}。这对土地恢复有着具体的影响，因为获取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避免、减少和扭转土地退化的投资和活动^133、134。以下是几个例子，展示了VGGT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经验教训，特别关注保有权保障和土地恢复之间的联系。

塞内加尔河流域

塞内加尔河流域拥有1.1亿公顷牧场和120万公顷可耕地，对西非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河流流域投资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的过程中，涉及保有权和资源权的问题最为棘手¹³⁵。因此，人们开发了多个利益攸关方VGGT平台，建立并巩固了关于土地保有权的区域、国家和地方参与性对话。这使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得以着手撰写一份包括跨界治理安排在内的全流域土地宪章¹³⁶。

·塞内加尔。多个利益攸关方平台涉及22个地方当局、权力下放的政府结构和民间社团。它设立了10个地方委员会，并支持妇女和青年的土地保有权正规化。该平台审查土地问题，包括农业工业化发展、环境退化、谈判和冲突解决，以防止与土地有关的争端或避免争端升级。

·马里。新的《农业土地法》包括VGGT要素。例如，它规定15%的可耕地（包括人工灌溉和雨水灌溉）必须分配给妇女和青年组织。在有些情况下，要为当地社区管理的农业用地提供所有权证书。在其他情况下，惯例和土地所有权证书承认可以继承、交易或用作贷款抵押品的个人和集体保有权。

·毛里塔尼亚。在建立多个利益攸关方政策对话之前，暴力的社会冲突往往会导致主要的公共和私营水利农业发展计划失败。这些对话为最弱势群体，特别是为保障妇女和青年的合法土地权利提供了一个安全平台。它们表明了土地权在确保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为农村青年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方面可以发挥根本作用。

社区林业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在法律上承认商业驱动的社区对木材和非木材森林产品开发的权利。FAO的评估显示，14个国家的社区森林保有权改革有效地减少了森林砍伐、非法砍伐、野生动物偷猎、野火、农业侵占、土地掠夺和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然而，由于法律保护较少、资源使用障碍更大、诉诸司法的机会不足以及在记录权利方面缺乏行政支持，这些基于社区的权利往往不如公司和小农户所拥有的权利有力¹³⁷。

·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对于这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土地储备已被用作解决土地废弃和退化问题的工具。这涉及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土地管理。人们建立了一个试点土地银行，以提高能力，并向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无土地和无土地保有权保障的人群提供租赁服务。随后将租约与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承诺相匹配¹³⁸。

·塞拉利昂。该国有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平台和一项包含全套VGGT原则的国家土地政策。在民间社会的支持下，其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增强意识的运动，与当地社区协商，为森林保护文化制定共同愿景。该国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林业法，试点项目已经确定并记录了当地社区和妇女拥有的合法土地权利。成本效益高、可定制且用户友好的技术，有助于在参与式地籍图的验证和发布的基础上，裁定和定义边界¹³⁹。

·突尼斯。为了保护肥沃的农业土地并促进LDN，土地整合旨在减少碎片化并增加平均农场规模。拥有分散地块的业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换——通过将分散的小块土地整合起来，使土地在经济上更具可行性。这些较大的地块更有利于对旨在减少水土流失和水源保护的等高线种植进行投资。整合过程包括提高对经济影响的认识、开展对等学习、采用参与式和性别包容的方法，并涉及农民协会、公共当局和民间社会¹⁴⁰。

2.2.2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是解决多个层面土地退化问题的有效行政工具。其目的是在特定景观内确定土地利用的最佳组合，以满足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同时保障子孙后代的土地资源健康。考虑到所需的不同用途，在一个区域、流域或地区内更平衡、更高效的土地分配有助于确定土地恢复区域，并改善生态连通性¹⁴¹。作为对包括LDN在内的全球和国家恢复目标的贡献，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寻求在环境可持续性与恢复陆地自然资本的经济发展机会之间取得平衡。然而，这需要在一个行政或地理区域内，对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规划和管理进行广泛的协调才能取得成功。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也可以作为确保保有权的有效手段，为合法承认土地和资源权利提供一个有利的框架¹⁴²。基于人权的空间规划方法将个人和社区视为权利持有者，而国家则是致力于维护这些权利的责任承担者¹⁴³。

对于许多农村穷人来说，实施这一方法赋予了他们法律和社会权利，并使他们可自由决定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土地资源来改善生计¹⁴⁴。管理相互竞争的土地使用（即谈判权衡）需要政策和机构的努力，以确保发展优先事项的努力不会损害环境完整性，而是有助于土地恢复、粮食安全、土地保有权保障以及减贫。

直到最近，有关部门才报告了基于生态区域的全球恢复优先领域分析。一些国家在保护和恢复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贡献，国际合作将是成功的关键。例如，恢复优先地区15%的转换或退化土地可以避免60%的预期物种灭绝，同时封存高达3000亿吨的碳——这相当于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增加总量的30%左右。当使用多标准方法（如生物多样性、气候、水变量）优化空间分配时，恢复的成本效益可以增加13倍，从而加强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性^145、1⁴⁶。

全球恢复热点

确定哪些景观的恢复效益可以最大化，能确保最具成本效益的恢复结果，即那些在时间、金钱和精力投资上回报最大的景观恢复。优先考虑所有陆地生物群落的全球恢复热点，包括收益和成本的估计，可以支持更好地实施和资助土地恢复议程。

在将全球优先恢复热点与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所需国际资金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各地区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许多国家的规划仍然是通过嵌入地方土地管理系统的土地使用控制来零散实施的。环境规划、土地保有权及其行政部门仍然倾向于各自为政，这限制了它们提供大规模有意义的恢复成果的能力^147、1⁴⁸。

大湄公河次区域：基于多标准评估的投资优化

自2005年以来，由亚洲开发银行管理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核心环境计划为改善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土地治理做出了贡献，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土地退化问题。该项目侧重于综合土地利用规划，以引导价值500亿美元的投资。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用于将不同的土地需求情景转化为未来的土地利用地图。《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区域投资框架（2013～2022年）》支持战略性多标准环境评估以确定优先发展情景，从而可以优化经济机遇、环境影响和降低成本间的权衡¹⁴⁹。评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制定大湄公河次区域南北经济廊道战略和行动计划，在规划交通基础设施时平衡环境和社会保护与经济机遇。

·越南将监测和评估有助于水力发电的森林流域的保护情况。对保护水平的评估决定并触发了向地方社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付款，目前有50多万农村人口被聘为重要森林流域的守护者。

·柬埔寨将制定洞里萨盆地水资源综合管理计划。

·老挝确定符合橡胶种植园环境和社会保障要求的地区。

美国：地方和州级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

在俄勒冈州，土地保护与发展部（DLCD）与地方政府合作，解决不同的土地需求，并为州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政策指导¹⁵⁰。其指导原则包括健康的环境、繁荣的经济、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大的公平性。由于地方当局很少有足够的能力，DLCD创建了详细的数据集、地图和网络工具，以帮助构建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特征，如河口、湿地、森林、洪水灾害和有限的地下水区域。并且，这些信息可以链接到地块级别的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信息，包括商业和住宅用途、公共土地、行政边界和城市区域。用户友好的在线地理信息系统包可以用卫星和无人机/航空图像制作背景地图，并为地方和州层级的决策提供信息¹⁵¹。

圭亚那：将恢复与土地管理联系起来

1999年《圭亚那土地和调查委员会法》规定，国家“负责并保护（所有）公共土地、河流和小溪”。FAO正在通过一个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来支持政府实现其土地利用规划和开发、开垦，以及防治土地退化和扩大可持续土地管理的目标。这些活动与国家战略相联系，包括低碳发展战略、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reduction of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REDD+，即减少由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该项目于2018年启动，旨在解决政策、制度、治理和能力建设问题，并加强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规划系统¹⁵²。

加强城乡联系

城市扩张影响城郊和农村地区，大部分扩张对区域和地方的粮食与水安全以及其他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都有重要影响。负责任的土地治理和明智的法规运用（包括景观和国土规划，以及各种形式的土地共享和留出用于保护和恢复的地区）有助于加强城乡联系，从而促进人类和经济安全^153、1⁵⁴。

博茨瓦纳：参与式规划管理城市扩张

特洛昆是一个通勤小镇，位于博茨瓦纳快速发展的首都哈博罗内郊外的一个农村的传统保有区。在制定《特洛昆发展计划（2015～2039年）》时，政府考虑了三种情景，以比较不同的增长模式，并确定如何在保护城郊和农村的文化及环境资产与邻近城市化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机会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当地利用多标准地理信息系统（GIS）框架，根据一套效能标准（包括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健康和粮食获取以及经济增长等指标）对弹性增长发展、紧凑型发展和向外或扩张发展这三种情景进行了评估。因此通过对参与式社区活动的分析和见解，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情景作为2025年的框架，以绘制城乡联系地图，并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在政府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持下，经济和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如今，《特洛昆发展计划（2015～2039年）》形成了一种综合规划方法，使城乡接合部当前和未来的家庭、小农和小定居点人群可以从中受益¹⁵⁵。

哥伦比亚：国土的治理

在哥伦比亚，“现代土地利用计划”（POT Modernos）将全面的国土发展纳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旨在加强城乡联系、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并满足国土治理需求。该计划将国家和市政规划过程整合为具有前瞻性的统一规划。区域远景克服了传统上地方规划进程的政治和行政限制。环境和风险管理思想是土地权利分配的基础，这能够让土地使用规划更加有效和完整。它还鼓励协作治理，并包含解决冲突的框架。第一阶段（2016～2018年）的成本为4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由世界银行贷款资助¹⁵⁶。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政策制定的土地使用方案

除了为本展望编制的全球情景之外，荷兰环境评估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和瓦赫宁根大学还联合开展了一项关于东非的区域分析，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决策能力，来增加可持续土地利用和管理¹⁵⁷。这项试点研究向政府官员和相关利益攸关方通报了过去10～15年土地退化的趋势，以及预计到2050年土地利用和管理变化的影响。在国家层面采用全球情景方法，能够使决策者更好地管理和权衡取舍，并确定实现当前和未来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当地使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模型，预测了到2050年的三种情景：SSP1（可持续性或绿色道路）、SSP2（中间道路）和SSP3（碎片或崎岖道路）。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各自制定了解决土地退化问题的目标和计划。这些计划主要涉及人口增长、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防止森林损失。埃塞俄比亚目前将其年度预算的10%以上用于农业，而肯尼亚的“四大”优先事项之一是100%的粮食和营养安全。将关键调查结果与两国目前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及未来规划进行对比，由其主要结论发现：

1. 尽管国家土地利用、管理和恢复的目标及指标总体上与SSP1和SSP2一致，但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下降与SSP3一致。在这两个国家，目前生态系统转换的趋势可能会持续，这表明前方将是一条崎岖之路（SSP3）。在埃塞俄比亚，SSP3意味着农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剩余森林的75%转化为耕地。在肯尼亚，耕地转化面积要小得多，这仅仅是因为原有森林面积不大，转换面积就会少得多。

2.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实际轨迹与SSP2和SSP3一致，而非SSP1。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低收入国家，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6美元。在悲观的情景（SSP3）下，持续人口增长将导致人均GDP只能小幅增长至1210～2300美元：可能大大低于中间情景（SSP2）预计的2250美元。肯尼亚的愿景计划是，致力于到2030年将该国转变为中上收入经济体。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人口增长率高于政府设定的2.4%的年增长率。

3.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面临的与土地有关的挑战，已在迄今制定的应对措施及政策中充分显露。政策期望与实际趋势之间的差距意味着，尽管有宏大的目标，但实践才是关键。这需要能力发展、机构协调、加强推广服务以及弥补差距的资金。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加强粮食安全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但往往受到能力限制。在肯尼亚，土地使用政策下放给了各县，但许多县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或获得资金的途径。

2.2.3 促进性别平等的土地恢复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将恢复一项基于自然的重要解决方案，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商定的大部分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及指标。然而，这一议程的核心存在关键的漏洞，即对土地恢复倡议的社会和政治维度缺乏关注¹⁵⁸。例如，证据表明，在保护和恢复项目与计划中纳入性别因素的情况仍是个例，而不是常态^159、1⁶⁰。

事实上，许多历史上无视性别差异的恢复举措，包括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REDD+）在内的干预措施造成了更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妇女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机会受到更严重的限制，女性发声和相关议程受到阻碍，女性工作负担加重^161、¹⁶²。然而，设计和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恢复倡议可以借鉴世界各地的方法和经验，如REDD+的实施经验^163、164、促进性别平等的森林景观恢复框架方法^165、166以及UNCCD促进性别平等的LDN转型项目和计划的指导方针¹⁶⁷。

马里：通过社区森林管理赋予妇女权利

1990～2015年，马里失去了其三分之一的森林，将近2万平方千米。塞古地区的杜瓦和苏特波沃森林因不可持续的树木砍伐、过度放牧和农业扩张而严重退化。当地社区严重依赖林木资源获取食物、燃料和收入——干旱和愈加频繁的山火让生计变得更加不稳定。树木援助组织为期三年的“加强马里森林管理”项目（2017～2020年）与6个社区、41个农村社区的2672户家庭进行合作。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改善自然资源管理，平衡社区粮食、能源和经济需求，以及确保妇女和青年的权利，促进保护和恢复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合作¹⁶⁸。目前，200多平方千米的森林由社区森林管理计划管理，该项目主要通过收获、加工和交易非木材森林产品（主要是蜂蜜和乳木果油）的小企业将当地收入提高了三倍。乳木果油通常由低收入家庭的女性生产，据报道，她们支配自己收入的能力处于中等或同等水平¹⁶⁹。

尼加拉瓜：克服准入障碍

尼加拉瓜农村妇女在管控和获取土地方面面临着多重障碍。非政府组织特罗凯尔及其当地合作伙伴一同制定了一系列能力建设干预措施，以扫除妇女在土地购买、登记、租赁、共享种植和继承方面的障碍，包括增强妇女的意识、提升妇女要求获得和行使其土地权利的能力。旨在增加所获资金、投入和其他服务的措施证实，妇女获得土地和水资源机会的增加，得益于她们生计的改善。赋予妇女权利，提高了她们的自尊和社区地位。该项目还强调了另外两个关键的成功因素：与男性合作以克服男权主义，以及与农村组织和推广服务机构合作以提高农业生态措施的采用率¹⁷⁰。

乌干达：通过适应性协作管理增强妇女赋权

在乌干达中部的姆皮吉、拉卡伊和马萨卡地区，2011年一项名为“性别、保有权和社区林业”的促进性别平等的森林恢复项目成功地挑战了原有的性别、权属和领导模式¹⁷¹。其目的是让更多妇女参与森林管理，促进公平的惠益共享。按照适应性协作管理方法，利益攸关方制定了共同愿景和实施计划，其中包括评估和适应性管理协议。妇女在土地恢复决策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在男女混合的项目组中得到支持，因此女性的能力和成功受到了她们的丈夫与男性村民的关注。该项目实施期间，拥有林地的妇女人数从5人增加到32人¹⁷²。除了更公平的惠益共享外，妇女在其他领域也发挥了带头作用——她们在该地区首次成为代表并当选社区和地方政府的领导。

尼日尔：妇女与土地倡议

妇女与土地倡议（Initiative Femmes et Terroirs，IFETE）确立于2011年，旨在解决尼日尔人口稠密的马拉迪地区农业的去女性化问题（即妇女参与减少）¹⁷³。该倡议在过去的四年中支持了多项活动，其中之一是发展一个由妇女管理和主持行政工作的社会企业，以恢复尼日尔马拉迪地区塔姆巴劳亚社区的退化牧场。妇女组建社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男女成员组成，负责清除入侵的杂草，用当地可获得的草种重新播种，以供饲料使用，并种植30 000株幼苗来生产阿拉伯胶。妇女利用其在管理储蓄团体方面10年的经验，成功开展了这些创收活动，雇用了男性、女性和青年，并成立了村庄监察委员会，以防止非法放牧或砍伐。这个由妇女领导的企业持续独立运营，通过生产饲料和橡胶获得收入，同时改善生物多样性价值。

约旦：以文化敏感的方式转变性别规范

在约旦和其他国家，文化规范通常限制妇女加入正式团体，让社区意识到性别平等有助于克服传统障碍。2010年，由非政府组织支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资助的政府倡议，授予四个贝都因社区在巴尼-哈舍姆恢复受损牧场的独家土地权，并采用了希玛制度——一种类似于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的传统牧场管理体制。这些牧场通常由牧场协会管理，该协会将妇女排除在外，妇女不得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阿拉伯妇女组织（AWO）领导了一项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倡议，旨在提高人们对在希玛制度下纳入妇女进行牧场管理的好处的认识，并对妇女进行相关技能和管理实践的培训。与部落领袖和受人尊敬的女性长老合作，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态度、实现捐赠目标，让牧场管理机构中有40%为女性。AWO为妇女设立的新集体企业让她们有信心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让她们能够充分参与希玛管理，并在捐助者资助的晒茶和茶叶包装单位工作，通过凉茶生产创收¹⁷⁴。

赞比亚：REDD+战略中的性别融合

在赞比亚，宁巴森林项目（2010～2014年）旨在支持国家REDD+准备计划，并为广泛实施的REDD+战略提供建议¹⁷⁵。该项目高度重视纳入性别考虑，以获取妇女的知识和经验，改善未来利益的分配，并提供更平衡和包容的活动。除了专注于性别整合的能力建设讲习班和研讨会之外，该项目还让妇女参与研究和决策制定。这些战略促使项目期间参加51次社区会议和研究活动的男女比例达到53∶47，并有26名妇女担任决策职务。项目制定了指导方针，以便在国家层面将性别问题更好地纳入REDD+战略和计划。

科特迪瓦：加强妇女的土地权利

在科特迪瓦，妇女获得财产所有权的机会通常非常有限，而且与男性相比，她们的土地权属通常也没有保障。2020年，世界银行性别创新实验室（Gender Innovation Lab）报告与科特迪瓦政府农村土地管理局（Agence Foncière Rurale）合作，鼓励采纳三种不同干预措施以加强科特迪瓦农村妇女财产权利：

·通过视频明确男性将自己的一块土地以妻子的名义认证的好处，从而在家庭内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

·如果家庭土地分配转移有文件证明，男子可参加抽奖，赢得一辆昂贵的三轮摩托车。

·夫妇正式通过民事程序缔结习俗婚姻，通过最近强化妇女权利的法律改革，降低结婚成本。

该试点项目的结果表明，无论采取何种激励措施，强调妇女拥有土地的好处都能鼓励男性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妻子。抽奖激励方案的接受度最高，达到75%；视频筛选略低，为65%；而民事婚姻支持措施的接受度最低，仅为44%¹⁷⁶。

2.2.4 青年参与

全球人口中有一半是儿童和青年，他们往往最先受到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影响。让青年作为主要利益攸关方和变革推动者参与进来可能很困难，但却至关重要。现在实施土地恢复议程将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发展轨迹产生积极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年轻人的生活。政府迫切需要呼吁年轻人重视农业和粮食系统，以确保为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环境遗产。投资于青年，实现粮食安全、减贫、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和平与政治稳定，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回报¹⁷⁷。

格林纳达：山羊奶场

在加勒比地区，格林纳达山羊奶制品项目有趣的教育活动的推广，让青年能够了解农业和畜牧业，并获得未来谋生的实际经验。该项目于2007年启动，特别关注学生和年轻工人，旨在鼓励和维护小型、独立家庭农场的文化尊严和价值观，这些农场为当地市场生产高质量的肉类和奶制品¹⁷⁸。该项目与圣帕特里克圣公会公立学校合作，创建了一个青少年教育乳制品厂，将传统的课堂活动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作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山羊农场，除了具有乳制品生产能力，其还包括一个学校花园、家禽圈、堆肥区和户外教室。

学生承担所有动物的护理责任，包括种植蔬菜、制作堆肥，并做好记录。他们还制作教学手册和视频，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分享^179、180。这个社区项目将继续扩大到更多的学校，为周边地区的其他儿童和年轻人创造机会¹⁸¹。

摩洛哥：农村移动就业中心

促进农村青年就业是摩洛哥政府的首要任务。即使经济增长强劲，农村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很少——2021年第二季度，青年失业率约为30%¹⁸²。国家数据也未能准确反映出这个重大的农村问题：就业不足和青年工人非正规就业。《摩洛哥农村青年就业促进计划》（Promotion de l’Emploi des Jeunes en Milieu Rural）是一项为期5年的德国资助项目（2015～2020年），旨在改善非斯-梅克内斯和贝尼迈拉勒-海尼夫拉地区9个不同省份的5000名年轻农村妇女和男子的就业状况。该项目采取了几种并行的方法：

·国家-地方合作：国家就业服务局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开办农村就业中心。本地青年接受培训后，成为同龄人的就业顾问，并深入他们所在的地区，向青年介绍工作并进行培训以促进其就业。

·地方就业委员会：其中包括来自地方当局、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个人，以在地方层面发起多个利益攸关方对话。

·制度化：地方委员会吸引国家和地方决策者，创建基于共同引导和融资机制的适当机构，包括为农村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移动就业中心。

截至2019年，已有4200名青年，包括1600名年轻妇女，在4个移动就业中心接受了培训或辅导。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与国家机构的协调，以及当地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例如，2017年，近一半的受访青年已经开始工作，正规就业比例翻了一番，超过40%¹⁸³。

尼日利亚：农业商业培训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青年的失业率很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青年和年轻妇女。“扶贫增长和促进就业”计划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基金^184、185、联合国机构、撒哈拉集团、国家和州政府以及世界著名的西班牙厨师罗卡兄弟之间的一项创新型公私合作项目¹⁸⁶。

该计划在卡杜纳州进行初始阶段的试点（2018～2019年），促进了可持续的农业食品价值链发展、粮食和营养安全、青年就业和减贫¹⁸⁷。该试点通过促进新市场准入和建立加工设施来减少农产品的采后损失。农民与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建立联系，加强了当地企业的参与，并进一步发展了价值链。为了利用新市场和农场之外的机会，农民、分销商和加工商都得到了支持，以提高他们的管理技能和对金融服务的了解。试点惠及246名农民及15个合作社和农民团体，他们制定了商业计划，将小型农场转变为更大、更有利润的农业商业企业。

萨摩亚：农场到餐桌的价值链方法

萨摩亚是一个岛屿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南太平洋国家一样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海啸或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经济增长不平衡和粮食安全问题。萨摩亚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约为18%¹⁸⁸。年轻妇女在就业方面往往比男性面临更多障碍¹⁸⁹。为了直接响应政府振兴农业和支持有机食品生产发展的号召，“从农场到餐桌”计划通过关注农业和旅游业之间的联系，帮助青年降低其失业率。

该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以农场为基础的就业、有机耕作方法的职业培训以及机构能力建设。该项目得到了包括联合国、政府机构以及青年、妇女和贸易组织在内的合作伙伴联盟的支持。酒店、餐馆、食品加工商和出口商等私营公司表示非常愿意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当地的有机产品，以支持计划的实施¹⁹⁰。萨摩亚妇女商业发展公司（WIBDI）开发并推出了一款从农场到餐桌的手机应用程序，用于将农民与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191、192。它还可以帮助游客和当地人找到提供由项目参与者生产的有机食品的餐馆。

前两年，共有574名青年、1027名农民、137名儿童、30家企业和61个非政府组织直接受益于该项目；WIBDI对年轻人进行了有机农业方法培训，并对农民进行了认证¹⁹³。成功的年轻毕业生将他们的产品直接卖给夜市，农民很快就从他们的培训中获得了收益。性别主流化在所有项目活动中都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益人和决策机构（如有机认证委员会和生产集群）都需要实现平等代表权¹⁹⁴。

海地：将“红色”区域变为绿色花园

2012年，“Jaden Tap Tap（意为‘Tap Tap花园’）”项目将一处废弃垃圾堆改造为一个富有生产力的社区市场花园。该项目隶属SAKALA（Sant Kominotè Altènatif Ak Lapè，意为“和平替代方案社区中心”）的农学项目，位于海地“臭名昭著”的太阳城（Cité Soleil）¹⁹⁵。最初，Jaden Tap Tap为周边社区的青年以及附近老年人和残疾人安置营的居民提供食物来源。除种植蔬菜外，社区还种植了辣木——一种生长迅速的树种——为当地家庭提供食物。

SAKALA还启动了教育计划，让居住在营地的老人将农业专业知识教授给当地青少年¹⁹⁶——计划挑选了250名问题青年，向他们传授生态农业、农林业、营养学等基础知识，以及领导力和创业技能。在多方支持下，自2017年起，SAKALA培训了100名年轻人成为农业企业家。受训人员是根据他们的脆弱性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年轻父母、刑满释放人员和帮派成员。受训人员总共创建了20家食品生产、养蜂和堆肥企业。如今，Jaden Tap Tap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生活课堂，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积极的环境，并雇用了几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问题青年¹⁹⁷。

2.2.5 土著居民和流离失所者

土著居民和流离失所者在其祖籍地常常受到歧视或因歧视而流亡。对他们来说，移徙往往是被迫和强制性的，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往往受到严重限制。作为流浪者，他们的生活和生计通常受到更严重的歧视，特别是人们对他们根深蒂固的排斥模式在其他地方重演时¹⁹⁸。

土地回归运动

土著居民民族在殖民化时期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之后又在商业利益的影响下失去了土地。在《联合国土著居民人权宣言》（2007年）的指导框架下¹⁹⁹，他们现在正更积极地与政府、企业和当地社区合作，以恢复他们对祖先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土地回归运动基于文化和身份的正当回归、土著居民法律和治理以及环境价值观。这可能涉及管理、主权或民族国家的权利，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传达在国土内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并充分享受其利益的权利²⁰⁰。土地回归运动是多维、种族和经济正义运动的一部分，正席卷全球^201、2⁰²。

其一系列战略都取得了成功。土著居民正在收回土地，要求法院裁决，建立信托基金和签订法律协议，或从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其他使用者那里获得土地转让、税收和租金^203、204。当土著居民治理得以恢复时，往往会促进涉及其他民族或部落、当地社区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共同管理安排。因此，土地回归运动为恢复传统的、可再生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方法提供了许多机会，这些方法可应用于大型公园、公共土地和保护区。该运动与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扩大土著居民管理受保护区域以及恢复自然资本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相一致²⁰⁵。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回归

澳大利亚约克角东部的丹翠国家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连续热带雨林区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文化之一，是土著居民世世代代的家园。2021年，1600多平方千米的雨林，包括另外三个国家公园，归还给了东部的库库亚兰吉人，与昆士兰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共同管理²⁰⁶。这次回归承认库库亚兰吉人的独特知识，以及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拥有和管理土地、保护文化和与游客分享文化。自1995年以来，更广泛的约克角土地保有权解决程序已将约40 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归还给土著居民，其中一半是共同管理，一半是自由保有²⁰⁷。

美国：森林管理

在蒙大拿州，弗拉特黑德保留地的联合萨利什和库特内部族（CSKT）于1988年恢复了他们对保留地森林管理的控制。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物种多样性增加，树龄分布更加健康，保留地森林不容易发生森林火灾，提供比由美国森林服务管理时更好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水质。CSKT和许多其他土著居民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从可持续森林管理中创造就业机会并获得经济利益²⁰⁸。2020年，联邦立法署，将关键的野牛牧场管理权转交给CSKT²⁰⁹。

加拿大：蘑菇采摘许可

Tŝilhqot’in民族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6个社区组成。在2018年5月，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森林大火后，Tŝilhqot’in颁布了规定，要求所有外来者购买许可后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采摘蘑菇。规定包括“不留痕迹”的政策，要求所有游客保护土地和水域的状态。经过短短一个采摘季节，Tŝilhqot’in确保非土著居民采摘者遵守规定，并从该举措中获得了可衡量的经济利益。他们还与其他民族（如Dãkelh）建立了联盟，以保护土地资源和日益减少的驼鹿种群。鉴于此，该地对非土著居民猎人实施了禁令，促进文化振兴和可持续经济的活动也取得了成果²¹⁰。

难民、权利和恢复

据估计，截至2020年底，全世界有8200多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包括难民和国际移民²¹¹。仅在2020年，冲突和自然灾害又导致超过40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不满18岁²¹²。随着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不稳定的、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在土地权属和权利基本未被记录的情况下，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对土地的竞争性要求就变得更加复杂²¹³。许多地方政府停止接受土地管理、安置、返乡迁徙或就业创造计划的援助²¹⁴。

乌干达：难民权利

乌干达是150万难民的家园，这些难民来自冲突肆虐的邻国，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²¹⁵。自1999年以来，政府一直在追求一种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和经济的自给自足模式²¹⁶。难民获得用于农业的土地，享有自由流动、工作和创办企业的权利。他们可以拥有财产、接受教育并获得医疗服务^217、218。在政府《乌干达难民和收容社区的就业与生计综合应对计划》（2020～2025）的支持下，有利的环境为难民及其收容社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重塑了他们的尊严²¹⁹。

乌干达的比迪比迪难民营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有27万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南苏丹人²²⁰。当地居民和难民共同生活、耕作和工作，促进了小企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乌干达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在难民最终返回家时能够持续存在的城市^221、222。比迪比迪与周围的乡村几乎没有区别——同样是绿色的香蕉树、芒果树、小块农田和茅草屋顶的砖泥房。小规模的地方经济得到了绿色发展，拥有市场、学校和诊所²²³。

另一项让难民融入当地的措施得到了乌干达青年社区赋权倡议的支持²²⁴。该倡议的创立是为了解决难民社区自给自足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分给他们的土地面积小、质量低²²⁵。该倡议让难民参与布孔佩难民定居点的可持续农业（如生态农业、农林业）和灌溉实践。迄今，已有100多名女性农民接受了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并建立了20个菜园^226、2²⁷。

非洲北部和萨赫勒地区：从移民到恢复

气候和环境因素以及有限的就业机会促使来自非洲北部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移民沿中部地中海路线迁徙²²⁸。这些国家的许多家庭在近年来经历了干旱、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或极端天气事件，导致作物、牲畜和收入的损失。可持续、稳定和安全（3S）倡议于2016年启动，是一个由地区政府主导的项目，有14个参与国²²⁹。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加可耕地和森林面积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通过投资农业、农业企业和林业来创造新的农村就业机会，以减轻移民压力。

3S倡议得到了国际移民组织（IOM）和UNCCD的支持，这两个组织正在尼日利亚阿加德兹联合实施稳定项目²³⁰。该倡议通过创造有意义的工作来恢复退化土地，协助移民重新融入社会并对抗激进化。该项目预留了200多公顷的土地，其中有30公顷已经恢复并分配给在尼日尔定居的特定受益人，如失业青年、前走私者和返回的移民。每位受益人都获得了现金资助和一公顷土地用于可持续创收活动。此外，500名非洲西部移民接受了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方面的培训，以期返回原籍国。

孟加拉国：难民恢复森林

自2017年8月以来，孟加拉国在科克斯巴扎尔县周围森林中及其周围的几个营地为近100万缅甸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提供了住所和避难所²³¹。为了容纳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林地被清理以建造自发的定居点²³²，这威胁到区域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服务，也让现有的定居点更易受到泥石流、洪水或飓风的威胁²³³。除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外，政府还启动了一项森林和景观恢复计划，通过让难民家庭在营地内外种植当地树木、灌木及草木来增加森林和植被覆盖率。截至2020年，在当地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以及通过一项以工代赈的计划，难民已经恢复了近258公顷的营地内退化土地，以及周围2000公顷的森林，其中包括采取措施保护大象²³⁴。

2.2.6 可持续价值链

许多企业和公司现在都致力于在其供应网络中嵌入公平劳工实践和环境责任。许多消费者表示，社会和环境问题对他们的购买选择至关重要。他们的购买力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激励，使其不仅追求利润，还追求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一致的目标。可持续供应链承诺，需要通过实际操作的方法来收集有关供应商能力的数据，监测可持续性绩效指标，并与其合作以实现持续改进，并进行证实和记录。任何供应链以及依赖这种供应链的企业的可持续性认证，都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²³⁵。

印度尼西亚：大树农场

巴厘岛的大树农场成立于2006年，生产和出口以椰子、可可和腰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该公司的使命是通过创造创新和健康的食品来激励积极的供应链变革，这些食品也有利于当地经济、生态系统和农民。大树农场直接与14 000多名小农户合作，建立透明、社会公平的供应关系，并保障产品品质。受“我们生活在我们耕作的地方”口号的启发，该公司致力于帮助减缓气候变化，促进再生农业，以保护支持丰富稳定生态系统的数百万棵树木²³⁶。

大树农场的包容性商业模式基于对农民和整个供应链应用公平贸易原则。这包括帮助农民获得有机和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与贸易商就价格和收集点达成协议，以及为加工设备提供信贷。该战略为农民提供了利润丰厚的市场，也使大树农场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有机食品公司，有机供应链遍布整个东南亚²³⁷。除了直接向农民支付每千克的公平贸易费外，大树农场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用于社区发展优先事项的固定征税，以提供真正可持续和公平的供应链模式²³⁸。

科特迪瓦/加纳：可可与森林倡议

砍伐森林是科特迪瓦和加纳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两个国家的可可产量合计占世界可可产量的近三分之二。2002～2020年，它们的原始森林面积分别减少了26%²³⁹（科特迪瓦）和10%²⁴⁰（加纳），其中可可种植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结束森林砍伐并恢复森林地区，两国政府与包括雀巢在内的35家领先的可可和巧克力生产公司于2017年联合发起了“可可与森林倡议”。这种公私伙伴关系围绕三个关键行动构建：森林保护和恢复、可持续生产和农民生计以及社区参与和社会包容性²⁴¹。为了确保可持续的供应链，雀巢对其购买可可超过75%的12万个农场绘制了地图，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准确标记边界，以确保没有侵占受保护的森林。此外，还分发并种植了56万多棵本地和果树幼苗，以提高耐气候、荫蔽种植的可可的比例，并增加农民的收入。超过85 000名农民参加了有关良好农业实践和森林保护的培训计划，有9400人从建立村庄储蓄和贷款协会获得了财务支持²⁴²。

蒙古国：可持续羊绒

在蒙古国，羊绒通常是许多游牧牧民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社区约占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羊绒出口量巨大，每年约1万吨，几乎占该国GDP的5%。在过去的20年里，牧民大幅增加了牲畜数量，以增加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草原的自然环境。到2020年，蒙古国的牲畜总规模估计超过8000万头，是土地承载能力的2倍²⁴³，该国75%以上的牧场被认定为退化²⁴⁴。

蒙古国有能力向重视可持续产品的公民和全球消费者提供可持续的牧场商品和服务。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农学家与兽医组织（AVSF）正在与干旱和山地草原地区三个省的牧民社区和地区当局合作，促进可持续的牧场管理和包容性的农村经济发展²⁴⁵。虽然蒙古国的所有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但牧场由牧民和地区当局管理。牧场用户协议得到地区当局的认可，提供了安全的保有权和使用权，是当地土地管理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合作社经营循环基金，用于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如保护水源）、动物饲料（如按成本出售给成员的饲料）、风险管理（如减轻气候灾害）以及投资和社会基金。可持续羊绒联盟的工作包括合作社的生产、寻找买家、谈判销售、在成员之间公平分配采购订单，并与上游服装品牌建立信任。必要时，牧场管理协调机构进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该机构包括官员、民选代表和民间社会。

可持续羊绒计划于2013年启动，旨在发展可持续羊绒价值链，并展示土地恢复对牧民生计的改善过程。它强调产品质量并在整个价值链中公平分配利润。它采购可持续和受认证的原材料，支持中小型企业的纺织品加工，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推广蒙古国可持续纤维。该计划目前包括5000个牧民家庭、200多个牧场用户群体、15个牧民合作社以及许多加工企业。每个牧民家庭参与该计划的费用为433美元，恢复1000公顷牧场的费用约为550美元。即便在牧群规模减小30%之后，牧民的收入也平均增长了50%。

阿根廷：土地工人联盟

土地工人联盟致力于在阿根廷创造一种新的粮食商业模式²⁴⁶，以对抗大土地所有者主导的商业模式，该模式减少了人均可获得的粮食以及营养多样性^247、248。该联盟成立于2011年，组织小规模的农民和农村土地工人种植有机水果和蔬菜。它现在包括一个由10 000户家庭组成的网络，这些家庭在全国主要城市以公平的市场价格直接销售他们的农产品，而不需要中间商^249、250。该联盟与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合作，分享农业生态生产技术的专业知识，提供投入（如有机肥料、非转基因种子），协助家庭办理证书，并为他们解答土地相关的法律问题²⁵¹。

东帝汶：一颗种子

作为一个年轻、小型的岛屿发展中国家，东帝汶自2002年独立以来，在经济上一直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然而，大多数农村社区仍然依赖自给农业。“一颗种子”社区林业计划旨在创造机会，强调保护和恢复环境，提高自给收入，同时支持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撤资和紧急气候行动。目标是用可持续的生计模式取代慈善和援助，为社区带来自尊、自决权、自主，实现自给自足。

“一颗种子”项目始于2009年的巴吉亚。此后，该项目建立了以村庄为基础的植物苗圃，提供教育和培训，并向小农户支付年度激励金以种植和维护树木。现有近1000名自给自足的农民参与其中，已经种植了20万棵树，从碳信用销售中获得了40多万美元的收入。重新造林改善了土壤和水质，提高了作物产量和营养，改善了社区健康和福祉，并在整个东帝汶推广了再生发展模式。

“一颗种子”开发并推出了一个技术平台（TreeO2），使用标签为每棵种植的树分配独特且可追踪的ID（识别码）。这使该程序能够维护一个数据面板，包括每个农民管理的树木数量、种植日期、物种、GPS位置、树木尺寸（周长）、储存的碳和农民付款信息。这一丰富的信息来源在管理新森林、未认证和碳信用销售进行绩效审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最近捐赠了340万美元，支持“一颗种子”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活动²⁵²。

西班牙：再生供应链

在西班牙南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半干旱草原环境中，水资源稀缺，气候条件极端。2014年，Commonland动员当地农民、企业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一项雄心勃勃的大规模旱地恢复工作，通过“四重回报框架”来阻止荒漠化和土壤侵蚀，恢复繁荣²⁵³。生产者协会（AlVelAl）支持农民过渡到整合农业实践，覆盖整个阿尔蒂普拉诺高原。所采用的技术包括建造洼地、恢复梯田、种植绿色覆盖作物和创建防风林，以保护土壤和水资源，增加生物多样性。到2020年，该协会已经种植了14万棵树，通过无人机播种了20万颗种子，两个蓬勃发展的合作社已经成立，加工生产者协会农民的产品。其目的是加强与生产者协会食品的供应链联系，生产者协会食品（AlVelAl Foods）公司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再生种植的产品，包括杏仁、开心果、核桃、葡萄酒、蜂蜜、香草和橄榄油²⁵⁴。

巴西：不砍伐森林的棕榈油采购

总部位于巴西的化妆品品牌Natura专注于天然产品的配方，并大力投资农林业，以确保其使用的棕榈油是可持续收获的。在帕拉州，人们设计了一个农林业系统，为可可和黑胡椒等次生物种提供阴凉的环境。根据它们在当地条件下的表现，选择其他高价值物种来增加土壤肥力或提供覆盖物。该系统基于人工土地整理、有机肥料以及修剪和除草产生的植物残留物，以满足当地农民种植木薯、豆类、可可和巴西莓等自给主食以及经济作物的愿望。5年后，与单一栽培相比，油棕平均产量更高。在某一地块中，碳储量高于次生林或传统农林系统²⁵⁵。

绿色就业与创业

全球规模的工业和农业食品系统复合体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地球环境都是有害的。大量的食品犯罪，包括使用有害农药、在工厂化农场虐待动物和许多其他非法行为^{256、257、258、259、260、261、262}让人们怀疑这些行业及其相关支持者是否拥有适当的权利、能力以及心态^263、264，以在应对全球紧迫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赋予当地企业家权利，以道德和公平的方式帮助当地解决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机已经成熟²⁶⁵。数百位鼓舞人心、富有创新性且通常年轻的企业家，已经在提高农业产量、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方面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并为未来创造了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他们采用了各种地方主导、市场驱动的绿色商业模式，保护和恢复农田和森林，改造农业，为当地社区提供可持续、长期发展的经济机会，助力其复苏。在世界多样化的景观和生态系统中，有许多积极的案例表明，灵活和创新的小企业创造了改善人类健康和陆地生活质量的解决方案。

非洲

肯尼亚精准农业公司Lentera Africa²⁶⁶与农民合作防治病虫害，让一些农场的产量提高了近50%²⁶⁷，同时消除了对化肥的需求。Lentera利用新技术——从无人机到天气监测应用程序——精确识别最适合每一块土地的投入和技术。位于贝宁的农业生态服务公司（Agro-Eco Services）²⁶⁸，利用黑蝇幼虫将食物垃圾转化为堆肥和鸡饲料。该公司在2020年为1500多名农民提供了总计150吨的有机肥料，预计到2021年将翻四番²⁶⁹。CADEL商业公司²⁷⁰通过用天然磷酸盐富集布基纳法索的棉花废料，将其转化为有机堆肥。该公司已经恢复了500公顷退化的土地，并提高了1500多名农民的作物产量²⁷¹。卢旺达的Recycl’Africa²⁷²，将穆桑泽市垃圾填埋场的污染有机废物转化为农民的有机肥料，减少了其对化肥的需求，提高了土壤的健康状况和作物产量。

赞比亚的Nature’s Nectar²⁷³，对小农户进行养蜂、蜂蜜和蜡生产方面的培训并提供装备，以获得公正的价格，包容女性，并保护当地生态系统。自2018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已经帮助2000多个小农户，恢复了1万公顷的土地²⁷⁴。乌干达农业工厂（Agriworks Uganda）²⁷⁵成立于2016年，通过将摩托车发动机升级为移动水泵，为小农户提供其负担得起的灌溉服务。Agriworks提供按需服务，帮助500多个小农户在旱季种植符合市场质量的蔬菜，为当地社区提供重要的收入补充和营养食品²⁷⁶。坦桑尼亚Ng’wala Inventions公司²⁷⁷通过在农场和社区安装自动化处理器，帮助农民生产自己的生物农药和化肥。该公司通过消除运输成本和确保当地农业投入，提高了农民收入²⁷⁸。

加纳：建立女性农民网络

在加纳，Tilaa²⁷⁹是一家与农民合作，生产腰果、动物饲料、蜂蜜和其他高价值蜂产品的公司。通过在农田放置蜂箱和种植腰果树，帮助一个拥有500多名女性农民的网络，采用气候友好型土地利用方法，让她们的土地免受荒漠化的影响。自2015年以来，Tilaa已经分发了超过12万棵腰果树苗，用以恢复300公顷的退化土地。该公司网络中的女性报告称，她们的年可支配收入翻了四番，达到2000美元。此外，参与的农民将享有加纳国家健康保险计划的会员资格²⁸⁰。

中东和亚洲

在埃及，初创公司Plug ‘n’ Grow²⁸¹开发了水培和基于水培的农业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来解决荒漠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安全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Desert Control公司²⁸²部署了一种基于液态天然黏土的非侵入性土壤回收技术，这种纳米黏土可以将贫瘠的沙漠化土地转化为肥沃的土壤。印度圣犹达草药公司（St Jude’s Herbals）²⁸³开发了一种独特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称为“植物病”，可以在不使用杀虫剂或化学品的情况下限制植物疾病对产量的影响，同时改善土壤健康，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Rhodotion公司²⁸⁴在印度东北部创建了一个混合农业系统，将咖啡、鳄梨、橘子树和草本植物与茶树种植在一起。这一做法稳定了土地环境，让西孟加拉邦北部300多名农民的传统收入增加了三倍²⁸⁵。

SenzAgro²⁸⁶是一家销售土壤传感和智能灌溉系统的精密农业公司，活跃在斯里兰卡占地1万公顷的7个农场。该公司声称能将产量提高20%，用水量减少40%，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减少40%²⁸⁷。缅甸的Village Link²⁸⁸是一家技术公司，为农业和农村社区提供移动应用程序。该公司利用先进的卫星技术、农业和气象方面的国际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为全国各地的小农户提供精准农业建议和市场准入²⁸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哥斯达黎加的HEVEA公司²⁹⁰正在300多公顷退化牧场上种植15万棵天然橡胶树，为当地农民创造了长期收入来源²⁹¹。墨西哥的Prontal公司²⁹²利用2.5万棵本地染料树palo de tinto²⁹³，将废弃的牧场改造成可持续的商业种植园。自2017年以来，智利的Relicto公司²⁹⁴保护并且每年恢复约200公顷的土地，重点关注具有重要本地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地区²⁹⁵。该公司直接与土地所有者合作，种植本地树木，并设计和管理生物多样性的景观。在尼加拉瓜，Nicaforest公司²⁹⁶与当地社区合作，恢复受损牧场，并在550多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经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的可可、柚木和本土树木²⁹⁷。巴西的Adapta集团²⁹⁸正在以独特的农林一体化系统，在以前荒废的牧场上种植有市场价值的本地植物，如仙人掌和龙舌兰。Revofarm²⁹⁹是一家牙买加初创公司，致力于开发相关短信和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为农民提供天气和农学数据，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田间决策，从而提高产量。Revofarm公司的目标是通过降低投入成本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收入，使农业更具吸引力和可持续性。³⁰⁰

发达国家

在英国，Dendra Systems公司³⁰¹使用定制的无人机，结合生态和人工智能，帮助跨国公司清理和恢复退化的土地。2020年，Dendra推出了第三代空中播种技术和分析平台，使客户能够以比传统方法快11倍的速度恢复受损的土地，每天重新种植作物多达60公顷³⁰²。加拿大农业科技公司Terramera³⁰³，提供植物性害虫防治产品和一个名为“Actigate”的再生农业平台³⁰⁴。该平台减少了合成化学负荷，使有机替代品更有效，使农业更健康、更可持续、更高效，同时承诺到2030年将全球化学农药负担减少80%³⁰⁵。瑞士-英国合资公司Mootral³⁰⁶，研发了牛饲料补充剂，将牛、山羊和绵羊的甲烷排放量减少38%。Tierraponica公司³⁰⁷总部位于日本，其研发了一种独特的水培技术，可以利用食品工厂的各种有机废物种植优质、高营养的蔬菜，同时促进循环经济。该技术使用传统的水培设备可实现在任何地方种植这些蔬菜，包括屋顶到室内³⁰⁸。

2.3 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

2.3.1 保护（conservation）和保护区（protected area）

保护区（PA）至关重要，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它们的存在、管理和长期稳定有助于从地方到全球范围内保护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³⁰⁹。保护区是一种有效的气候解决方案，也是目前对毁林和土地退化的唯一重要制衡，而毁林和陆地退化对碳排放有重大贡献。保护区往往是脆弱或特殊物种仅存的栖息地，但需要更有效的管理、执法和生态系统恢复来维持或恢复受威胁的种群³¹⁰。

提升雄心

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作为其生物多样性十年战略计划的一部分。Aichi Target 11制定了保护区的主要国际行动框架³¹¹：“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地区，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得到保护，主要通过有效而公平管理的、具有生态代表性和良好连通性的保护区系统以及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并融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中”³¹²。

2000～2020年，保护区的覆盖范围已从约占陆地生态系统的10%扩大到超过15%^313、314，非常接近实现Aichi Target 11的愿景。预计将于2022年达成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包括一个具体目标，即到2030年将保护区覆盖率提高到一个雄心勃勃的水平³¹⁵。提倡保护50%的陆地生物圈的目的是充分解决物种灭绝危机，并为子孙后代保护全球生态遗产³¹⁶。其他有效区域性保护措施（OECM）和土著居民与社区保护地（ICCA）等现有机制将继续在未来实现保护区和其他基于区域的保护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无论是在面积方面，还是在更广阔景观中的连通性和整合度方面³¹⁷。

有效的管理和充足的资源对于在保护区中实现期望的生态成果至关重要³¹⁸，为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治理模式³¹⁹。国家政策和计划也会产生重大影响³²⁰。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通常居住和工作在保护区周围³²¹。与单独国家管理相比，涉及这些社区的协同管理往往能提供更多的地方利益³²²。包容性治理模式经常用于管理保护区，如公私伙伴关系³²³、私营非政府组织或基于社区的方法³²⁴。除了改善生计外，能力发展和土地权属保障往往可以改善保护区的管理成果。

非洲公园：公私合作伙伴模式

非洲公园（African Park）管理着撒哈拉以南非洲11个国家的19个公园，占地1470万公顷，涵盖非洲大陆13个生物群落中的10个。非洲公园成立于2000年，旨在解决由资源短缺、能力不足和政治动荡导致的保护区生态完整性恶化问题。非洲公园的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公园管理和基础设施发展、旅游业发展、执法和反偷猎巡逻以及社区发展。每个公园都设有一个地方治理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民间社会、政府和非洲公园代表组成的既定法律实体。依托这一治理模式，所有非洲公园继续充当安全中心，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学校和诊所正常运作，社会企业获得了投资³²⁵。

2014年，中非共和国政府与非洲公园首次建立了伙伴关系。2020年，作为一项为期25年协议的一部分，欣科河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积扩大到55 000平方千米，成为非洲最大的连续受保护管理的荒野地区之一。欣科河的目标是保护国家的自然资产，同时造福当地人民。在建立保护区之前，偷猎现象十分普遍，数十万头牛和武装牧民占领了这里。现在，13 500平方千米的核心地区没有偷猎现象，23 000平方千米内没有牲畜。欣科河已经是该地区最大的雇主，野生动物数量显著增加。

卢旺达的纽恩威国家公园是东非的非洲山地雨林中的一个“群岛”核心。纽恩威国家公园在当地和全球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为卢旺达提供了70%的水源，并拥有25%的非洲灵长类物种。近年来，该地区饱受野生动物偷猎、非法采矿和农业侵占的影响。2020年，政府与非洲公园签署了一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保护其动植物种群，并加强基于保护的旅游业的发展，以支持当地社区。

贝宁的彭贾里国家公园是32 250平方千米跨国W-Arly-Pendjari综合体的主干，横跨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它是非洲西部最大的完整自然生态系统，多年来一直受到管理和资源不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的威胁。2017年，贝宁政府邀请非洲公园通过旅游业和支持当地社区的企业来管理并振兴公园。在短短三年内，彭贾里国家公园拥有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且受过专业培训的护林员队伍，并正在进行重要的生态研究和监测。2020年，贝宁政府邀请非洲公园管理W-贝宁国家公园，该公园是W-Arly-Pendjari综合体的支柱，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³²⁶。

肯尼亚/加拿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在肯尼亚，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KWS）和加拿大公园管理局（Parks Canada）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干预措施，提高6个国家公园及其邻的近当地社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能力。这项合作有助于筹集资金、共同构想并设计实施框架、确定能力建设需求，并明确各方的角色和责任。加强保护区韧性的活动侧重于对受损栖息地进行生态修复、管理入侵物种、在干旱季节增强供水，以及增强对KWS工作人员和当地社区的能力建设^327、3²⁸。

哥伦比亚：推进零毁林倡议

在哥伦比亚，根据《巴黎协定》，终止砍伐森林对于和平建设战略和减排至关重要。政府在制定零毁林倡议的条件和协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将国内减排的公共政策与众多REDD+项目和供应链倡议相结合，旨在杜绝砍伐森林的行为。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专业知识和资金实施项目，同时保留主权并确保其与国家优先事项一致。通过中央监测，对这些项目进行控制和协调。企业可以在其供应链中追求零毁林，以换取与政府共担风险。这些多个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支持10项零毁林承诺，并通过嵌套承诺直接推动实施，或者通过改善国土规划、机构能力建设和现场技术援助间接推进实施³²⁹。

约旦：发展低影响生态旅游

由皇家自然保护协会（RSCN）管理的阿杰隆保护区位于约旦北部，占地12平方千米，主要由分散的森林片区组成。由于砍伐、放牧、狩猎和倾倒等原因，该保护区严重受损。最近，RSCN开展了几个生态旅游和社会经济项目，这些项目创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基础设施（如交通、水源、能源设施），同时加强了保护计划。因此，该保护区已成为该地区的经济驱动力，其预算的大部分用于向当地社区支付工资、采购商品和服务³³⁰。

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乌干达：区域协作

由于偷猎和侵占等行为对保护区的威胁增加，三国采取了一项联合举措，以更好地保护大维龙加地区内8个毗邻的保护区。这项举措证明即使在武装冲突和政治动荡中，也有可能实现跨境保护。部长层面达成协议，汇集资源，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关键物种，如大猩猩。这些措施包括支持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的活动，如养蜂、生态旅游和水箱的建设。由这三个国家的护林员组成的联合监视系统正在跨国界实施。所有公园管理员共享关于非法活动的情报，从而形成更加知情和统一的执法方法³³¹。

伯利兹、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塞尔瓦玛雅的跨境保护

塞尔瓦玛雅是中美洲最大的连续热带森林地区，横跨伯利兹、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面积超过100 000平方千米。40 000平方千米的保护区内有23种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是体现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同时也是约60万人的家园。自2015年以来，保护区在促进有效的跨境合作和改善环境治理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边境两侧保护区的公园管理员交流，保护区管理人员能够认识到共同的挑战并制定联合规划议程。地方当局之间的沟通渠道得到改善，使边境社区对保护区的管理更加有效，同时使其环境保护意识得到提高。培训和知识交流活动加强了公园护林员的能力，大大减少了非法狩猎、伐木和森林火灾的影响。一项针对美洲豹和貘等关键物种的联合监测计划减少了偷猎行为，并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关键种群的动态。这三个国家的联邦层面工作组充当政治协调机制，负责跨境保护区的管理^332、3³³。

改善连通性

生态连通性是指物种不受阻碍的流动和维持地球上生命的自然过程的流动³³⁴。保护区内部和保护区之间以及其他保护区域之间的连通确保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持久性³³⁵。在全球范围内，尽管42%的陆地保持完整，但其中只有10%的受保护区域在生态系统和景观中具有结构连接和功能性路径³³⁶。恢复保护区内部和保护区之间的连通性被视为全球范围内的优先事项，以提高其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能力³³⁷。

泰国：森林综合体

泰国最近扩大了其保护区系统，目前包括128个陆地公园、26个海洋公园、60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63个非狩猎区，这些区域都由国家当局管理。为了促进连通性，泰国采用了生态网络的概念，包括森林综合体的规划和设计。其中包括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联合管理，以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并共同支持各种动植物的可持续种群。其中最大的是西部森林综合体，占地近15 000平方千米。这些综合体得到管理，通过改善生计和生态系统服务来实现区域发展。老虎种群的数量正在回升，鹿群被重新引入，许多其他物种的数量也回到了之前正常的范围内³³⁸。

美国/加拿大：黄石至育空保护倡议

北美洲西部长达3200千米的黄石至育空（Yellowstone to Yukon，简称Y2Y）山区的碎片化对自然过程、荒野地区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已将约80%的Y2Y土地划分为公共土地，20%划分为私人或部落保留地，但在法律管辖权方面仍存在诸多效率低下和不协调的司法权限问题。自1993年以来，Y2Y保护倡议已经汇聚了400多个不同的实体，以重新连接和保护该地区。加强连通性的措施集中在大型、位置良好的私人保护区、私人保护的土地或其他长期管理的土地。在Y2Y地区，由于生态廊道和其他保护区域已被指定、恢复或可持续管理，受保护的面积增加到50%以上。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减少，而一些物种，如灰熊和狼，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都有所增加³³⁹。

肯尼亚/坦桑尼亚：跨界地区的野生动物

跨越边界的乞力马扎罗风景区从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丘卢国家公园和西察沃国家公园延伸到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是更大的连通景观的核心，但其面积还是不够支持可持续的野生动物种群。2008年，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周边地区启动了一项保护租赁计划，以保护战略性生态廊道，防止栖息地进一步转换，通过直接向牧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提供经济激励，以保持其土地开放，供野生动物通行。生态系统服务费用是该计划成功的关键，该计划涉及5个社区保护区，涉及350多名土地所有者，保护了约8000公顷的生态廊道。虽然租赁计划让数千人受益并为野生动物保卫员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它的运营严重依赖捐助者³⁴⁰。

哥斯达黎加：生态廊道与土地利用规划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面积为5.1万平方千米，但它拥有全球近6%的生物多样性，并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的交会处拥有独特的物种组合。在该国的土地利用和发展规划中，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生态廊道是维护物种栖息地和确保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主要保护策略。近年来，由国家政府和名为地方委员会的参与性平台共同管理，专注于恢复活动和众多连通性项目³⁴¹。城市土地管理计划为管理人类发展活动提供了蓝图，同时维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例如，加拉比托县包括帕索德拉斯拉帕斯生态廊道，连接了山区的保护区（如拉坎格雷哈国家公园、图鲁巴雷斯山脉、卡拉拉国家公园）与沿海地区³⁴²。

2.3.2 生态恢复与再野化

生态恢复是指协助受损、破坏或毁坏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³⁴³。类似地，“再野化”一词最近在媒体中越来越流行，其含义是恢复本地物种的生态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如食物网），增强栖息地内部和不同栖息地之间的连接性，并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力，促进植被演替^344、345。生态恢复与再野化是为了恢复本地生态系统受干扰前的状况或使其重回原来的发展轨迹，以造福人类和地球。这两种方法还考虑到经济上的权衡以及农业、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等相互竞争的土地用途。

南美洲：再野化和保护慈善事业

阿根廷和智利幅员辽阔，生物多样性丰富。它们的生态系统包括热带雨林、高海拔森林、亚热带稀树草原和草原、沙漠、温带草原和干草原、沿海湿地、高山和冰盖。然而，因狩猎、放牧或水稻种植，本地野生动物生存受到威胁，许多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从1991年在智利购买第一块土地开始，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受保护景观和生态系统，户外先驱Doug Tompkins和他的妻子Kristine McDivitt的努力已经将再野化运动推向了南美洲——他们的第二故乡——之外。North Face和Patagonia的创始人及前首席执行官开创了全新的保护慈善事业，在智利和阿根廷建立并保护着6万多平方千米的公园，并激励其他人追随他们的脚步。尽管Tompkins已于2015年去世，但他的工作至今仍由Tompkins保护组织和阿根廷再野化组织继续进行，这两个组织与国家和地区政府合作，在南美洲管理着大量的保护项目³⁴⁶。

阿根廷：伊比利亚湿地再野化

伊比利亚湿地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水生生态系统，也是阿根廷东北部科连特斯省7000平方千米范围内再野化工作的重点^{347、348、349}。美洲虎放归于2015年启动，2018年首次取得成果，两只野生美洲虎幼崽在新成立的伊比利亚公园出生，为近几十年来第一次^350、351。红金刚鹦鹉和绿金刚鹦鹉的放归计划也始于2015年，当时仅有15只，2020年它们成功抚育了野生雏鸟，为150年来首次^352、353。这种极具魅力的物种曾在阿根廷全境内灭绝，它为许多植物传播种子，它的回归是该计划取得成功的又一标志，在此之前还有其他标志性物种成功放归的例子，如巨食蚁兽。

智利：与牧场主一起再野化

巴塔哥尼亚160万平方千米的温带草原横跨阿根廷和智利，拥有独特的生态和文化遗产。其生态系统提供许多重要的服务，如提供清洁的空气和水、牲畜饲料、碳封存和野生动物栖息地。2004年，由Tompkins建立的非政府组织“Patagónica保护协会”在查卡布科山谷买下了一个700平方千米的过度放牧牧羊场。恢复工作的重点是天然草地的更新和野生动物的再野化，清理了25 000只羊并拆除了长达400千米的围栏。因此，原生美洲驼（骆马的近亲）的数量从最初的几百只增长到现在的3000多只。该项目支持牧场主采用可持续的放牧和草原管理方法，以及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包括一个旅馆、餐厅、露营地、游客中心和博物馆，以及250千米长的徒步旅行路线³⁵⁴。2018年，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作为5个新建公园网络的一部分移交给智利政府，这是南美洲私人向政府捐赠的最大一块土地³⁵⁵。

欧洲：野外漫步

过去几千年来，欧洲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物种数量减少，导致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³⁵⁶。目前至少有1677个物种濒临灭绝；截至2015年，约有36个物种已经灭绝³⁵⁷。再野化的概念目前正在欧洲各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³⁵⁸。

英国：河狸回归

在英国，更多大型野生动物也被建议进行再野化，如欧洲野牛的后代、狼或野猫，而一些成功的再野化项目则以河狸为重点³⁵⁹。河狸曾在16世纪被猎杀至灭绝³⁶⁰，但现在已被重新引入不同地区，包括萨默塞特郡³⁶¹、约克郡³⁶²、坎布里亚郡³⁶³和格洛斯特郡^364、365。这种害羞的动物是出色的水生工程师，为降低洪水风险、改善水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了贡献³⁶⁶。河狸啃食树木，利用木材建造堤坝，以此提高并稳定河流水位，在洪水泛滥地区，河狸更有可能获取资源，同时降低被捕食者攻击的风险。通过将侵蚀性河流转变成沉积性池塘环境，河狸建造的堤坝对水生和陆生生物群及其营养相互作用，以及流域水文和水生物地球化学都有积极影响³⁶⁷。

荷兰、罗马尼亚和英国：野牛放归

经过数年的努力，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欧洲野牛放归计划于2020年底宣告成功³⁶⁸。现在欧洲生活着大约7000头野牛，它们都是动物园中现存12头野牛的后代，但该物种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在荷兰，一个始于2007年的项目在沿海沙丘地区开展了再野化活动，那里的森林与开阔的草地和灌木丛交错分布^369、370。在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一个项目在2016年开始时只有10头野牛³⁷¹，而如今当地已拥有欧洲最大的自由放养野牛种群，数量超过100头³⁷²。目前人们正在努力将其成功经验复制到欧洲的其他地方。例如，在英国，一个将于2022年启动的项目会利用4头野牛对一片前商业松树林进行再野化³⁷³。野牛经常被称为“景观设计师”和“天然消防员”，在大片森林和草地上发挥着保护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功能³⁷⁴。野牛与柯尼克马、高原牛、鹿和兔子等其他食草动物通过啃食植被，实现了额外的环境效益³⁷⁵。

保加利亚/希腊：罗多彼天空的领主

保加利亚和希腊的罗多彼山脉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也是极度濒危的兀鹫和黑秃鹫的重要繁殖地。兀鹫曾广泛分布于保加利亚，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认为它已经灭绝。然而，1986年在罗多彼山脉东部发现了一个残存的兀鹫种群，大约有20只兀鹫和3对筑巢兀鹫³⁷⁶。虽然秃鹫经常被描绘成单纯的食腐动物，但它们具有“给尸体善后”的重要功能，有助于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³⁷⁷。过去5年来，在保加利亚和希腊交界的山区开展的“秃鹫野化行动”（LIFE Vultures）³⁷⁸，通过改善自然猎物的供应（如恢复食物网），减少非法捕猎、投毒³⁷⁹和与电线碰撞造成的死亡，帮助稳并增加了秃鹫的数量³⁸⁰。兀鹫数量正在迅速恢复：2016年登记的兀鹫数量为81对，而到2020年年中，兀鹫数量已达到111对³⁸¹。

意大利：马西卡棕熊

马西卡棕熊是一种独特的棕熊亚种，仅分布在亚平宁半岛中部的特定地区，目前仅存60头³⁸²。它们在狭小的领地上生存了数千年，近几个世纪以来，棕熊的数量一直受到人类的威胁，主要原因是偷猎，目前该物种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³⁸³。亚平宁半岛再野化计划的重点是通过发展野生动物廊道和自然经济来保护并增加棕熊的数量，促进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³⁸⁴。目前已有5条廊道，覆盖3个保护区及其缓冲区（阿布鲁佐、拉齐奥和莫利塞国家公园，马耶拉国家公园和锡伦泰韦利诺地区公园）共计10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利用相机陷阱和实地观察对廊道进行监测。此外，他们还努力改善食物来源，拆除围栏，开展环境清理活动。在过去4年中，新出生的小熊数量有所增加，其中阿布鲁佐、拉齐奥和莫利塞国家公园的数量最多³⁸⁵。

让旱地保持运转

旱地占地球陆地面积的46%，在全球生态系统功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20多亿人的家园。其定义是干旱指数（年降水总量与潜在蒸发量之比）在0.05～0.65的地区，包括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缺水限制了植被生长和土壤湿度，往往导致地表生产力和植被覆盖率低下，幼年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与其他生物群落一样，旱地也面临着来自人类和气候变化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其中许多生态系统已接近临界点，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导致突然的转变和持续的退化状态（如荒漠化）³⁸⁶。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方法是保持旱地功能的关键——这对减缓气候变化、扭转荒漠化趋势以及改善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生计至关重要。

南非：为生态系统而努力

在南非各地，长达4个世纪的殖民主义、采矿和放牧，对广袤的旱地及其生物多样性，以及地方植物群造成了破坏。近几十年来，南非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大规模计划，以支持再野化并改善对这些脆弱生态系统的管理。1995年，政府启动了一项多部门的“为生态系统而努力”计划，将自然资源管理与脱贫、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相结合，预示着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到来³⁸⁷。该计划最初的预算为700万美元，后来不断发展，有了非政府组织和捐助伙伴的加入，年支出增至8000万美元。它采用劳动密集型和“贸易而非援助”的方法，以失业者、妇女和青年为对象。自2016年以来，平均每年有48 000人受雇于土地恢复工作³⁸⁸。国家资格框架培训是该计划参与者的必修课，提供陆生和水生清理、生物防治技术、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教育程度方面的认证。

纳马夸兰的“Succulent Karoo生态系统计划”覆盖了近12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这里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干旱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约40%的当地物种在其他地区无分布³⁸⁹。土地的主要用途是放牧，数十年的过度放牧和耕种导致了大面积的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尤其是在公共地区³⁹⁰。恢复活动包括成本低、劳动密集型的土壤稳定措施，如安装石块包装的石笼（金属笼），以及建造池塘以增加水的渗透，从而减少径流、增加沉积物的捕获量并促进植被覆盖。经过20年的运营，5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到了恢复和更好的管理，受到保护的土地面积翻了一番。

东开普省的“亚热带灌丛恢复计划”的重点是通过种植本地树种马齿苋树（又名spekboom）来恢复退化的灌木丛景观。其愿景是恢复该地区100多万公顷退化的灌木丛。灌木丛的退化是山羊过度采食造成的，许多地区的景观承载力下降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该项目由农民、社区、政府、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开展。2008年，在东开普省和西开普省建立了300多块四分之一公顷的实验田，如今这些实验田已经证明了在整个灌木丛范围内进行恢复的有效性³⁹¹。预计碳金融将恢复大片退化土地，因为通过恢复过程每公顷可捕获100多吨碳³⁹²。该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防止农民破坏大型牧场中的灌木丛和原始自然栖息地。有一系列空间和地籍数据的分析用于评估破坏行动的程度和性质，包括国家植被、土地覆盖、保护区和等高线地图以及最近的卫星图像。警方向土地所有者发出警告信，提醒他们注意保护灌木丛的法律，并对他们处以罚款，警告信还附有地图，显示最近的卫星图像、农场边界以及现存灌木丛或森林的总面积³⁹³。

巴西：保护卡廷加生物群系

巴西东北部广袤的塞尔唐半干旱地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千米，其中包括卡廷加生物群系，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拥有众多的特有物种³⁹⁴。尽管这一旱地生态系统具有公认的地位，但它正日益受到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威胁，其原因包括气候变化以及木炭生产、不良耕作方式、小农户和牧场主砍伐森林、资源开采和不可持续的灌溉方式造成的植被损失³⁹⁵。2004～2010年，塞尔唐项目旨在通过实施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解决这些问题并保护卡廷加生物群系³⁹⁶。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农业生态伙伴关系并利用可持续灌溉进行棉花生产，建立社区菜园和果园，规划土地改革定居点，以及通过培训活动、农民交流和创建示范单位提高环境意识³⁹⁷。

这些措施降低了土壤和火灾威胁，提高了约200平方千米土地内的用水效率。该地区的物种多样性也增加了11%，侵蚀减少了69%，碳封存增加了15%（皮奥伊州）至79%（伯南布哥州）。塞尔唐项目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改善了近12 000个家庭的生活，使家庭收入增加了50%～200%³⁹⁸。规划和培训、进入区域有机和公平贸易市场，以及建立由农民主导的有机认证体系³⁹⁹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使其了解基于生态农业原则的保护和改善土地管理的益处。

新喀里多尼亚：恢复热带旱生林

新喀里多尼亚的热带干旱森林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但到2000年，它已陷入濒临消失的危险境地，大部分森林已被用于畜牧业生产⁴⁰⁰。2001年，新喀里多尼亚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保护剩余的森林，建造围栏进行自然再生并利用本土物种种植计划来恢复毁林区。17年来，学校和当地社区团体共种植了近18万棵树苗^{401、402、4}⁰³。

巴基斯坦：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控制荒漠化

巴基斯坦的生产用地稀缺，全国80%的地区都是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不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方式，加上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依靠旱地为生的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土地退化和荒漠化⁴⁰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7年，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在9个旱地地区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计划。8年来，通过重新播种和社区放牧管理，120平方千米的退化牧场得以成功恢复，另有80平方千米的牧场采取了可持续雨水灌溉农业和水资源保护措施⁴⁰⁵。2015年，该项目得到了扩展和更广泛的推广，利用了水控制和蓄水结构，建造了防护林带并实施了牧场管理计划，恢复了退化的旱地森林（如社区苗圃和家用燃料种植园），并采取措施稳定沙丘。因此，约13 000户家庭直接或间接受益于近200平方千米土地健康状况的提高、牲畜用水的改善以及风蚀的减少⁴⁰⁶。

该计划的成功激发了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山区的“十亿棵树造林”项目的落地，该项目在短短两年内就恢复了3500平方千米的森林和退化土地^407、408。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与当地社区的紧密合作⁴⁰⁹。该恢复目标通过自然再生（60%）和有计划造林（40%）实现⁴¹⁰。除了创造大量收入和就业机会外^411、412，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还超额完成了其对“波恩挑战”⁴¹³做出的3484平方千米的承诺，成为第一个完全兑现此类承诺的地区⁴¹⁴。2018年，这一倡议的普及推动了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倡议——“百亿棵树海啸计划”，该计划是巴基斯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用于防治荒漠化和气候变化⁴¹⁵。

澳大利亚：防治荒漠化的土著居民护林员

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国土上，土著居民护林员正领导澳大利亚大部分国土上的荒漠化抗击工作。1997年启动的“土著居民保护区计划”（IPAs）和2007年启动的“乡村土著居民护林员计划”（Working on Country Indigenous Ranger Program）增强了土著居民社区控制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蔓延的能力。这两项计划都允许土著居民团体自由决定自己的目标和方法，避免了信任丧失，以及由其造成的规范性政策难以实施的问题。IPAs是一种传统所有者与联邦政府之间签订的环境和文化价值管理合同，只有在土著居民合作伙伴制定了管理计划之后才能投入使用。迄今，已有近7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划为国际保护区，形成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干旱土地保护区。护林员计划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土著居民重拾技能，并利用土著居民的生态知识和现代科学来进行传统的火源和水源管理，控制物种入侵。并且还存在允许土著居民社区申请和出售碳信用额的机制。这些项目的成功归功于对土著居民知识和优先事项的高度重视，与土地的紧密联系，灵活的工作安排让土著居民兼顾了家庭和文化，以及通过长期资金安排建立的信任⁴¹⁶。

保护和恢复泥炭地

全球范围内，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对泥炭地进行排水，以获得新农田、燃料或者将其作为木材和建筑材料的来源。该行为降低了地下水位和地表水位，每年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每平方千米高达1500吨二氧化碳当量⁴¹⁷。退化泥炭地的萎缩、干燥和植被丧失使其土壤容易受到风蚀，并更容易受到野火的侵袭，而野火发生的频率、范围和持续时间都在不断增加，通常会造成大范围的影响。鉴于泥炭地面积小，但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却非常大，保持或加强完整泥炭地的恢复力，以及重新湿润或恢复已经退化的泥炭地，是一种减缓气候变化的具有成本效益且实用的途径⁴¹⁸。

白俄罗斯：复湿干旱的温带泥炭地

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泥炭地，面积达2.5万平方千米，是超过35%的鸟类和昆虫以及超过15%的野生植物的家园^419、420。在苏联时期，近三分之二的泥炭地被抽干用于粮食生产，但现在却被遗弃，这对环境和气候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据估计，排水使地下水位下降了约50厘米，因此容易引发越来越猛烈的野火⁴²¹。白俄罗斯南部是受气温升高和土壤水分减少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该地区反复发生的泥炭火灾数量从2017年的17起增加到2019年的121起，其中许多火灾发生在仍受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放射性污染的地区^422、423，火灾后放射性尘埃和灰烬广泛散布，对公众健康构成了极大威胁⁴²⁴。

2018～2021年，韩国林业局通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绿化旱地伙伴关系，资助白俄罗斯东部和南部（切尔诺贝利放射性区内）近40平方千米退化泥炭地的恢复，以大幅降低野火的发生概率和影响。项目团队为排水温带泥炭地的复湿定制了验证的碳标准方法，以计算修复后的泥炭地所减少的碳排放，使白俄罗斯能够在自愿碳市场上进行碳信用交易。2019年，白俄罗斯通过了《泥炭地保护和利用法》，以实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规定的土地退化中和目标，并提升生物多样性价值观⁴²⁵。该法批准了需要进行生态恢复的泥炭地清单，总面积超过1400平方千米⁴²⁶。根据《巴黎协定》，白俄罗斯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减少35%，他们的复湿行动将有助于实现该目标。恢复后的沼泽地生态步道提供了教育和旅游机会，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和收入⁴²⁷。

印度尼西亚：复湿、植被重建和振兴当地生计

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岛东部、加里曼丹岛南部和新几内亚岛西部的低洼地区拥有超过14万平方千米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且富含碳的泥炭地⁴²⁸。多达一半的泥炭地已被破坏——排水、砍伐、焚烧，或被改造成稻田或油棕种植园⁴²⁹。该地区的季节性野火和毁林经常导致有毒烟雾笼罩东南亚大部分地区。

北美洲和爱尔兰：私营部门合作

在北美洲和爱尔兰，泥炭地恢复通常需要泥炭开采业与科学家密切合作，以制定最佳实践方法。在这两个国家，恢复泥炭地的理由已扩展到遵循法律要求、湿地补偿和生态银行、气候减缓和防洪、水质改善，以及工业部门负责任的生态系统管理的一部分⁴³⁰。在加拿大，从泥炭上层提取泥炭来生产园艺基质，使恢复工作相对容易一些。在美国，工业规模的农业排水是泥炭地流失的主要原因，密西西比河沿岸最为明显。然而，最近的灾难性洪水事件迫使人们重新进行评估，将泥炭地恢复重新列为综合洪水管理方法的一部分⁴³¹。2021年，爱尔兰恢复了近5200公顷的泥炭地，雇用了许多以前从事泥炭收获和运输的工人，将退化的泥炭地改造成功能完备的湿地⁴³²。

在2015年的火灾季，印度尼西亚各地火灾每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美国全社会经济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还要多⁴³³。其中一半以上的火灾发生在泥炭地，造成了16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还不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或区域影响⁴³⁴。

2011年，政府宣布暂停砍伐原始森林和转换泥炭地，并在2017年进一步延长了这一禁令⁴³⁵。2016年，泥炭地恢复机构成立，以落实到2020年恢复至少2万平方千米泥炭地的承诺⁴³⁶，这也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即截至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30%⁴³⁷。虽然在热带地区还没有被广泛利用，但对泥炭地进行可持续利用，即在零排水条件下种植作物或收获水生动物，显示出巨大的潜力^438、439。另一项有价值的应对措施是采用3R方法（复湿、植被重建和振兴当地生计）恢复退化泥炭地的生态⁴⁴⁰。

2005年，中加里曼丹省泥炭地项目正是以这种3R方法为基础^441、442，力求维护和恢复塞邦高国家公园和前巨型水稻项目部分地区的泥炭地^443、444。该项目由5个地方机构实施，重点是改善水文功能、重新绿化退化的泥炭地，以及降低火灾风险及其损害。还引进了可持续农业技术，以改善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措施覆盖100平方千米公园内的土地和500多平方千米的旧稻田，将地下水位提高了一两米，大大减少了泥炭分解和沉降。野火发生的次数减少了，并且能更快地被发现和控制。重新造林面积达10平方千米，改善了塞邦高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伐木限制的实施得到了当地社区的支持，他们参与了保护和恢复工作的设计和规划。到2020年底，80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得到恢复，完成了项目目标的94%⁴⁴⁵。

2.3.3 森林和景观恢复

森林和景观恢复（FLR）是在被砍伐或退化的森林景观中恢复生态功能和提高人类福祉的过程⁴⁴⁶。“波恩挑战”及相关的区域倡议已经调动了官方政治支持，计划在2020年前开始对150万平方千米的森林景观进行恢复，到2030年将扩大到350万平方千米（比印度的面积还大）。FLR方法不同于生态恢复，因为它认为人类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样重要⁴⁴⁷。其原则侧重于景观完整性（即生态系统的镶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使用特定的方法恢复多种生态功能以获得多重效益⁴⁴⁸。FLR是一个相对新的方法，尽管目前缺乏可靠的案例研究，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前景看好的案例⁴⁴⁹。

哥斯达黎加：再生森林景观

在作物和牲畜生产迅速增长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哥斯达黎加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森林和土地退化。为此，政府启动了一项保护自然区域的计划，建立了国家公园网络，并在几十年后进行了整合⁴⁵⁰。1992年地球峰会后，新的《森林法》规定禁止改变土地用途，并建立了一个由化石燃料税资助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计划（PES）。2002年，该国第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国家行动方案（NAP）将恢复退化地区列为优先事项，当时退化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60%。这些激励措施再加上政治意愿、强有力的环境治理和哥斯达黎加人民的支持，使得林地覆盖率在2014年达到52%，迅速接近60%的目标。

还有一个国家行动方案项目推动了哥斯达黎加太平洋中部地区Jesús María河流域的持续恢复活动。该流域从太平洋沿岸延伸至海拔1500米的地方，总面积350平方千米，有2万人居住在这里。自2011年以来，借助250多万美元的投资，农民利用可持续的土壤和流域管理方法恢复了林区和生态系统。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计划涵盖了150平方千米范围内更广泛的保护措施和再生农业实践，改善咖啡和其他农林系统的用水情况并提高其生产率。6500多人（其中40%为妇女）对这些计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参与⁴⁵¹。如今，不仅该流域大部分退化的地区得到了恢复，而且该倡议的操作模式也为邻近社区树立了榜样。

越南：以市场为基础的农林景观

越南西北部多山，是该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主要居住着少数民族部落。当地农业的特点是玉米单作，并且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在陡坡上，这会导致土壤侵蚀和对化肥的过度依赖。某一合作伙伴联盟提出了一种农林业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为越南在履行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承诺做出贡献。在与利益攸关方协商后，当地实施了一项省级农林业战略，可以在适应不同民族习俗和行为的情况下促进可持续生计⁴⁵²。

最初的步骤是对整合森林和农林业的不同干预措施及试验方法进行试点，旨在了解其生态和经济影响，开发市场并利用政策以扩大推广范围。在私营部门的合作下，建立了6块面积为50公顷的试验田，为产品提供基础设施和下游市场。对农民团体、合作社和推广人员进行了农林技术培训，并协助他们与贸易商进行价格谈判。此外，协助开展的自然再生和植树计划恢复了自然林区。7年后，即使是在种植成本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这些将龙眼树和牧草与玉米间作的地块的年均收入也增加了三倍。环境效益包括提高土壤持水性、减少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以及提高土壤肥力。20年后，预计以玉米为基础的农林业的净现值为每公顷30 000～55 000美元，而玉米单作的净现值仅为每公顷6000美元⁴⁵³。

刚果民主共和国：扬甘比参与景观项目

经过数十年的动荡和冲突，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曾经郁郁葱葱的扬甘比雨林地带严重退化，大部分已被遗弃。以前的商品作物种植园转为自给农作后，由于农业耕作方式落后，土壤肥力下降，当地人的生计受到威胁⁴⁵⁴。在养蜂和动物饲养等技术以及资金的支持下，扬甘比目前正在采用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进行再生。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第一百万棵树于2021年4月种下，这是实现到2022年恢复20平方千米土地目标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⁴⁵⁵。扬甘比参与景观项目专注于创造就业机会，雇用了1800名员工从事各种工作，包括苗木繁殖、防范野火保护树木等。这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许多当地人开始做小生意。尽管整个地区都已经在以小型太阳能电池板为基本电器供电，但继续依赖柴火作为燃料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通过将高质量木薯与金合欢树相结合，农民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并在6年后开始收获木材并用作能源。作为非洲联盟的森林景观恢复倡议（AFR100）的一部分，刚果民主共和国承诺到2030年恢复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而像扬甘比这样的参与景观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⁴⁵⁶。

巴西：恢复热带稀树草原

塞拉多是巴西第二大生物群落，面积约200万平方千米，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稀树草原——由草地、灌木丛、林地和河岸栖息地拼接而成。近几十年来，塞拉多地区约有一半的原生植被因采矿、牧牛、种植大豆和棉花以及其他农业企业的开发而被破坏。深根系植物的生态系统被单作的浅根系植物所取代⁴⁵⁷。自2010年以来，一个合作网络——Restaura Cerrado，汇集了科学家、种子采集者和公众，推广稀树草原恢复的实用知识⁴⁵⁸。该网络已提高了人们的认知，让他们对恢复本地草和灌木、清除入侵物种以及抵制随处种树等做法的价值有了更深的了解⁴⁵⁹。种子的收集和供应对于稀树草原的恢复至关重要。Restaura Cerrado直接与家庭合作，为他们提供收集和准备种子的培训，然后卖给开展恢复活动的合作伙伴。在一个项目中，收集种子者成立合作社，现在该合作社已经实现了自我持续发展，能创造收入、改善生计并推动经济恢复⁴⁶⁰。

卢旺达：私人森林管理单位

在卢旺达，木材（主要用于家庭燃料）供不应求，造成了严重的森林退化和损失⁴⁶¹。超过三分之二的林地属于私人小农户⁴⁶²，但往往管理不善，过度开发。2019年，卢旺达建立了私人森林管理单元（PFMU）机制，帮助小农户种植、采伐和更好地管理森林和农林地块，增加木材和薪材供应，同时实现收入多样化。扶持活动包括成立由私人林地所有者组成的合作社、管理路边与河边种植园的社区警戒委员会，以及展示推广服务价值的农民田间学校。根据《国家转型战略》（2018～2024年）、《国家森林政策》和《森林部门战略计划》（2018～2023年），PFMU通过恢复退化森林为卢旺达的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贡献⁴⁶³。这些战略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增加GDP并支持农村就业，特别是改善妇女和青年的就业情况。

《卢旺达森林部门七年战略计划》（2018～2024年）的预算为8200万美元⁴⁶⁴，其中包括公共资金、捐助方赠款和多边开发银行贷款。这种混合投资战略对于支持重新造林工作至关重要，重新造林的成本约为每公顷500美元。7个地区已在实施私人森林管理单元机制，将单独的私人地块组成30～50公顷规模的集约经营企业。初步分析表明，土壤肥力、侵蚀控制、水调节和碳封存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将成片的私有森林转变为合作企业，有助于恢复卢旺达退化的森林。已恢复的870公顷土地预计将在未来20年内把项目的木材供应能力和小农收入提高8倍。

安第斯地区：恢复森林流域

安第斯山脉中高海拔地区的常绿森林为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重要栖息地。它们还有助于保障整个亚马孙流域的功能，并为大型城市化区域提供水源。该地区由于大面积的毁林和过度放牧，仅剩下5000平方千米土地未遭到破坏。安第斯行动（Acción Andina），由全球森林世代（Global Forest Generation）支持，正在推广一种应用广泛的社区造林模式，种植了超过300万棵本土树木。它的成功归功于由安第斯山脉各地经验丰富的社区领袖组成的网络，他们每个人都拥有长期的信任关系和深厚的文化理解能力。该项目包括培养基本的领导能力和保护管理技能，使各组织有能力扩大其恢复活动的规模。每个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自然保护合作伙伴都支持社区获得土地所有权，从而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并提供法律保护，使其免受木材、采矿或化石燃料公司的开采。在启动指定保护区的过程中，合作伙伴会协助解决土地使用纠纷、签订土地使用协议、制定长期保护计划，包括获取本地种子用于重新造林。安第斯行动得到了来自捐赠、私人投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以及多边资金的支持。尽管长期资金至关重要，但其成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中心化、权力下移的社会和文化运动⁴⁶⁵。

不丹：社区森林管理

在不丹和亚洲许多地区，土地退化的恶性循环导致粮食增产压力加大，反过来又导致农田进一步向森林扩张。不丹宪法规定，“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全国至少有60%的土地必须是森林。一项创新的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政策正在形成，以解决偏远地区游牧民和定居农民之间的土地利用冲突。在新的权力下放政策中，通过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参与，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这包括对人工林的管理，以及为牲畜指定转场廊道，以避免水资源受到牦牛和牛的污染，因为它们是冲突的主要根源⁴⁶⁶。虽然人们认为人工林的价值低于天然林，但土壤侵蚀、土地退化和薪材短缺等问题都已得到大幅缓解，残存天然林所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减轻。

新种植的森林除了产生重要的木材资源之外，居民们还指出，随着林木的成熟，他们可以享受到一整套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非木材林产品、水调节、减少灾害风险以及享受社会和美学价值。赋予与森林资源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决策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有助于政策的制定。不丹森林管理的显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区的参与⁴⁶⁷。2021年12月，不丹通过了新的法律，加强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进一步巩固了不丹对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承诺⁴⁶⁸。

用高价值作物恢复森林景观

虽然种植咖啡、可可、香草等高价值作物为许多小农提供了良好的生计，但这也是许多热带国家毁林和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⁴⁶⁹。在森林被砍伐的土地上建立农林系统，将这些作物与遮阴树结合起来，在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可持续种植方面具有巨大潜力^470、471。通过“耕种森林”，还可以将可持续采伐、森林管理和生计战略结合起来⁴⁷²。并且还需要建立认证标准和可持续标签，来确保自然积极成果，避免种植园破坏健康、完整的森林⁴⁷³。

科特迪瓦：可可和零毁林

科特迪瓦是世界上主要的可可生产国，其密集的可可生产使森林覆盖率锐减。为了遏制并扭转这一趋势，该国采取了“零毁林”的农业政策，并承诺采用参与式方法，在可可景观中种植高价值的本地树种，以恢复森林覆盖率。这包括鼓励可可种植者参与恢复计划，以便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可可农林生态系统。该战略的一个核心方面是开发一个可访问的潜在树种数据信息库，具体说明农民可以从树木中获得的益处，包括可食用和可销售的产品。农民培训和苗圃建立将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培育不同树种的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和环境效益，以满足家庭需求和市场偏好⁴⁷⁴。

巴西：农林业合作社为亚马孙造林

1989年，在巴西西北部偏远地区（朗多尼亚州和新加州），86户农家成立了一个独特的合作企业，在以前的牧场上种植本地果树。这个项目被称为“联合和致密经济再造林”项目（RECA），农民以模仿自然栖息地的方式在他们的土地上重新造林⁴⁷⁵。RECA的农民致力于通过在他们的雨林地块上密植多达40种本地果树、木材和药用植物等，重新建立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目前，有35个产业的高价值产品获得了有机认证，如古布阿苏果、巴西莓果浆、棕榈心和巴西坚果油。如今，300多个RECA家庭每公顷农林地的年收入是当地牧场主收入的5倍。养牛业是亚马孙毁林的主要原因，而RECA的可持续农林业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愿景，与其形成鲜明对比⁴⁷⁶。

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的咖啡

莫桑比克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曾经受到内战的威胁，如今，在树荫咖啡和其他高价值农林作物的帮助下，面积广阔、人口稠密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正在得到恢复⁴⁷⁷。戈龙戈萨咖啡是全球公认的保护和再生农业品牌，该品牌雇用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居民。自2004年以来，农林业技术大大提高了戈龙戈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该保护区是非洲被研究得最好的保护区之一。除了通过保护工作和当地野生动物护林员遏制非法偷猎和采摘外，目前约有5000名小农户直接受益于咖啡、蜂蜜和腰果计划。他们获得生产投入和技术援助，并在稳定、公平的市场上销售产品⁴⁷⁸。戈龙戈萨咖啡公司的目标是，截至2025年，在总面积达1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在树荫下种植咖啡并使其再生，以此作为恢复80平方千米雨林计划的一部分，并将咖啡生产作为催化剂，推广再生农业实践。

吉尔吉斯斯坦：再生核桃林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核桃林是一个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人们熟悉的许多水果和坚果驯化品种都起源于该地区。如今，核桃已成为该地区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并帮助16 000多人就业⁴⁷⁹。然而，过度开采和管理不善的放牧，再加上土地使用冲突和社区参与决策过程的缺失，阻碍了天然林的再生^480、481。2018年，在巴扎尔-科尔贡实施了一个为期3年的社区项目，这里有130平方千米的天然核桃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桃林，森林与牧场和高地交错分布，居住着近5万人⁴⁸²。该项目包括：国家机构和当地社区的能力建设，以建立联合管理模式；围绕可持续土地利用和性别融合，分享信息、最佳实践和创新；通过非木材林产品创收，改善当地生计；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⁴⁸³。用户和森林企业员工共同开展了参与式森林和牧场管理活动，包括试点方案和业务规划，以加强价值链并发掘生态旅游机会。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利用橡胶农林复合林恢复退化土地

在泰国东北部，小农户正在通过种植橡胶树来恢复高度退化的木薯田。橡胶可与果树（如山竹）、遮阴作物（如茶叶、豆蔻）结合种植，或在多物种系统中种植，其中包括模仿次生林重新生长的高价值树种。由于全球对橡胶的需求强劲，这种农林业方法有可能恢复东南亚其他地区共计5万平方千米退化的单一作物种植园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生态系统恢复特许区Hutan Harapan，橡胶农林业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产业，可以减少土地冲突，避免进一步的森林砍伐^484、4⁸⁵。

加纳：可持续棕榈油

2009年，全球化妆品香皂品牌布朗纳博士承诺只采购再生棕榈油，并在加纳启动了“Serendi”棕榈油项目⁴⁸⁶。项目开始时，约500名小农户已经在小块土地（平均不到两公顷）上种植油棕，周围还有类似的种植可可、柑橘、玉米和木薯的土地。在建立新地块时，没有砍伐原始森林或次生林。在第一阶段，种植油棕树的农民获得了有机认证，并能以公平贸易价格交易，之后，他们过渡到再生实践。2016年，引入了动态农林业（DAF）的概念，即在复层混交林中种植可可、油棕及其他木材和果树。DAF模拟了自然热带森林中树木的演替，优化了植物对阳光和土壤微生物的利用。与单作相比，更高的种植密度可将可可和油棕的产量提高三倍。全年持续产出有助于稳定农场年收入，提高粮食安全，而生物多样性的改善可减少虫害问题，更高的树木生长率可封存更多的碳⁴⁸⁷。

肯尼亚：Honey Care Africa

Honey Care Africa是肯尼亚的一家社会企业，自2000年以来一直通过养蜂业提高农村农民的收入。该企业将传统养蜂作为农民食物和收入的补充来源，并致力于改善养蜂业的形象、生产力和可行性，为贫困农村社区展示其价值，以替代盗猎或制炭生产。“蜜蜂换树”计划向农民提供蜂箱和设备，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在蜂箱所在地区进行森林保护。蜂蜜的销售使家庭年收入平均增加了250美元，而且由于蜜蜂授粉率的提高，作物产量也增加了。农民调查发现，蜂蜜生产收入有多种用途：33%用于食品和药品、25%用于种子和化肥、18%用于学费、10%用于改善住房、5%用于创办微型企业⁴⁸⁸。

危地马拉：可持续生产的蜂蜜和可可促进当地生计

在过去40年里，危地马拉失去了近一半的热带雨林。“森林价值：森林恢复创新伙伴关系项目”用于森林恢复与保护，与当地社区合作设计并在拉坎敦山脉、拉斯米纳斯山脉、波洛奇克河等地实施森林保护与恢复项目，给当地社区创收，支持他们生产、加工和销售蜂蜜、可可或面包果。蜂箱可以集成到许多现有的农林复合系统中，提高授粉率和作物产量。主要的积极成果包括养蜂人收入和家庭蜂蜜消费量的增加。通过改进管理和农林复合种植方式，以及上一代建立的可可种植园中种植本地木材树种，最终产量增加了5倍。小额投资帮助小农组织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循环信贷基金，以弥补由收获、加工和销售可可豆造成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支持使农民有能力应对市场环境，将发酵和干燥的生可可豆卖出最佳价格，同时不影响家庭粮食安全⁴⁸⁹。

摩洛哥：用摩洛哥坚果油保护旱地森林

摩洛哥坚果树原产于摩洛哥南部，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物种，覆盖了摩洛哥约2%的土地，为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如种植耗水量大的柑橘树，摩洛哥坚果树覆盖面积缩小了一半。国际化妆品公司欧莱雅设立了一个项目，以可持续的方式采购坚果油，确保当地社区回报的公平，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并通过认证油的可追溯性和质量来让消费者放心。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就原材料的专利使用达成协议，以便将油的新用途与传统用途区分开来，这样不会影响土著居民社区获得摩洛哥坚果油。除了提高女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该计划还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今，有200多名妇女在6个生产合作社、1个开采石油设施的机构以及15个加工合作社工作。该计划还提高了社区对阿甘森林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从而激励了对其的保护⁴⁹⁰。

咖啡农林业促进森林和景观恢复

尽管农林系统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得到了广泛推广，但人们对其在生态系统恢复方面的潜力却知之甚少。一项2020年的研究对巴西东南部巴拉那帕内马河畔地区进行了为期15年的两种类型的修复干预措施——咖啡农林和多样化的恢复种植园——在生态学结果上的比较，并将其与参照的老龄林进行了比较。该研究比较了3种不同森林类型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树冠覆盖率和物种组成。参照的森林中树木和再生树苗的丰富程度更高，但与咖啡农林相比，物种丰富度水平相似。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农林和恢复种植园在树木丰富度上没有差异，但与恢复种植园相比，农林有更高的再生树苗丰富度和物种丰富度，由动物传播的物种比例更高并且有更高的树冠覆盖率⁴⁹¹。

2021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非洲西部和美洲的77个地区，进一步证明了农林业与恢复之间的协同作用。研究表明，热带森林在废弃土地上自然再生的潜力巨大，在低强度下使用土地20年后，物种丰富度可达到参照森林的近80%⁴⁹²。总而言之，咖啡农林系统可以协调热带森林地区长期森林恢复成果与可持续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在由当地社区管理并为其提供服务时，这些系统为农业景观内的生态恢复提供了一种性价比高且可行的替代方案⁴⁹³。

印度尼西亚：保护热带雨林的狭翅娑罗双脂

在过去的50年里，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一半以上的雨林已经消失，这种破坏对当地人和包括猩猩在内的野生动物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Forestwise是一家致力于保护加里曼丹岛热带雨林的社会企业。通过与当地森林社区的合作，Forestwise开发了一个高价值、可持续收获产品的市场。其中一个例子是由濒临灭绝的狭翅娑罗双树（Shorea stenoptera）的坚果制成的狭翅娑罗双脂，这种树只生长在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森林中。但为了获取木材和纸浆，或者为单一作物种植园（通常是油棕）腾出空间，这种树遭到了大量的砍伐。为了给当地社区创造替代收入来源并保护雨林，Forestwise与西加里曼丹省25个村庄的700多名采集者签订了坚果购买合同。因此，这些村庄覆盖的地方（面积约2000平方千米）达到了更高的保护标准。与供应坚果的4个主要村庄签订的森林保护协议覆盖了260多平方千米的核心区域⁴⁹⁴。

不丹：用榛子恢复退化的土地

不丹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为生。然而，喜马拉雅山脉农村地区只有不到3%的土地为可耕地，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因土地退化而支离破碎。2009年山榛子公司（Mountain Hazelnuts）成立，其部分目标就是应对这些挑战，旨在通过种植1000万棵榛子树，帮助受损山坡的恢复，为脆弱的农村社区提供长期收入。该公司与小农家庭和社区团体（如尼姑庵、合作社）合作，提供额外的创收机会，恢复休耕和退化的土地。迄今，已有100平方千米的土地被改造成可持续发展的榛果园，这使15 000户家庭的收入翻了一番，并固碳多达800万吨⁴⁹⁵。

马达加斯加：把香草作为一种恢复手段

目前，马达加斯加的香草大多种植在年降雨量较高的东北部热带雨林区——萨瓦大区。作为一种藤蔓植物，香草的生长需要支撑物，如柱子、栅栏或树干。通过农林复合经营，在这些森林和相邻地区种植的香草对于保护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低冲击的种植园支持并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同时生产出了高价值作物^{496、497、498}。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接近森林地区的香草种植园中，植物多样性蓬勃发展，在破碎的森林区域之间为濒危的狐猴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廊道，从而出现了更加多样化和健康的种群⁴⁹⁹。

2.3.4 对自然有益的粮食生产

“对自然有益”一词可应用于食品和商品生产加工中使用的许多方法及实践中。以证据、知识和科学为基础，并根据当地需求和条件进行调整或量身定制，才能将对自然有益的粮食生产效率和效果最大化。从保护性农业、有机农业到混合耕作、农林业、水产养殖和造林绿化等综合系统，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实例。

“对自然有益的粮食生产的特点是对自然资源的再生、非消耗和非破坏性使用。它基于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将其作为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其中包括土壤、水和气候调节。”⁵⁰⁰

对自然有益的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是在生产粮食时维持或加强生态过程和功能。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功能为养分循环、保水、土壤再生、碳储存、固氮以及管理害虫与捕食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小农和自给生产者相比，大规模单作模式向再生粮食生产的过渡截然不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古巴：“农民对农民”运动

古巴的“Campesino a Campesino”（“农民对农民”，CaC）运动展示了在没有中央领导或长期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社会运动如何推广生态农业耕作制度。在古巴，长期以来农业生态学在帮助该国度过有限的国际贸易和偶尔发生的粮食安全危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农村社区通过使用集成和多样化的农业系统，成功地在缺乏稀缺而昂贵的进口农业化学品的情况下提高了粮食生产⁵⁰¹。CaC运动始于1997年，彼时由古巴小农民协会组织一系列项目^502、503，到2020年，约20万个家庭（古巴半数小农场主）参与了农民间农业生态学运动⁵⁰⁴。如今，高达90%的古巴农场使用农业生态技术，涵盖范围从害虫控制到土壤保持⁵⁰⁵。CaC运动的成功归功于它专注于本地需求、知识和环境条件，认识到小农更可能信任其他农民，而不是听取推广员、非政府组织或农学家的建议。

斯里兰卡：中部高原的再生农业

斯里兰卡中部高原的小规模农户正在与土地退化作斗争，但他们对积极保护自然且回报更高的替代做法知之甚少。2015～2019年，退化农田恢复项目侧重于再生农业治理和技术⁵⁰⁶。它在严重退化的土地上制定了参与式土地利用计划和可持续土地管理技术示范地块。工作侧重于几个不同的农业部门和方法⁵⁰⁷。

• 乳制品生产。许多小农户拥有少量产奶奶牛，但奶业很少与蔬菜生产或茶叶种植等其他农业企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培训他们如何储存和处理粪便作为肥料，成功地减少了农用化学品的使用和下游污染，同时提高了作物产量。销售多余的粪便、翻新牛舍和提高牛奶产量也让牧场主受益。

• 作物多样化。在陡坡上种植作物有侵蚀土壤和降低土壤肥力的风险。向农民展示如何与多年生植物（如茶叶、草药）和果树（如橘子、石榴）间作，以及如何在茶树和果树生长的同时使用绿肥作物（如灰毛豆属、猪屎豆属）覆盖土壤。这些做法不仅改善了土壤健康，还在两年内创造了额外收入。

• GAP认证。由于土壤肥力下降，许多菜农为了保持产量而施用过量的化肥和农药。与此同时，本地和国际消费者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愿意为获得认证的可持续安全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中，农民可以在采用良好农业规范（GAP）时获得认证。这些技术包括改善土壤管理、减少化肥施用量和节水，如滴灌和灌溉施肥（在灌溉水中施肥）。在特定情况下，化肥用量减少了80%，用水量减少了60%，劳动力成本降低了60%，而产量却提高了20%^508、5⁰⁹。

乌克兰：农民田间学校促进保护农业发展

作为“乌克兰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区退化景观自然资源综合管理”项目的一部分，乌克兰有300多名农民正在接受保护性和气候智慧型农业实践方面的培训⁵¹⁰。该项目的农民田间学校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包括将“以民为先，以民为本”作为准则进行学习以及农学家和农民之间的直接合作^511、512。要转向可持续农业，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系统的思维方式，使农民，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能进行适应和创新。当地农民接受了低耕、有机耕作系统中的轮作以及营养和植物保护系统方面的实践培训。这些学校在赋予农村民众改变的力量的实践中卓有成效⁵¹³。

非洲：微量施肥

营养供应不足和降雨不足是制约萨赫勒农业生态区作物生产的最重要因素⁵¹⁴。微量施肥可以提高肥料使用效率，减少贫困小农的前期投资，提高作物生长和生产率。在播种或种植后施用少量化肥，“用三根指头捏一把的量”，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帮助土壤养分释放，使植物抵抗水分压力和气候变异的能力更强。如果时间安排得当，微量给药可将产量提高120%。该技术还可与有机肥料的使用或其他农业创新措施（如库存信贷计划）相结合，以提高可持续性。在尼日尔，这些组合可使家庭收入增加三分之一⁵¹⁵。

印度：零预算自然农业

零预算自然农业（ZBNF）是一种在印度各地日益流行的农业系统⁵¹⁶。它将传统与创新结合，通过使用当地采购的有机投入品（自然农法），大幅降低农民的直接成本（零预算），同时提高产量和整体农业健康水平。与生态农业一样，ZBNF采用综合方法，考虑到了人类、社会和环境效益与成本（这些效益与成本一直被低估），包括社区凝聚力和小农生计⁵¹⁷。安得拉邦的目标是通过国家资助的培训和推广服务，向其600万农民推广ZBNF。ZBNF结束了对外来物资和贷款的极度依赖，为降低印度农民的过度负债和轻生提供了解决方案。它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其社会运动的动力——通过讨论、资源共享、地方领导和志愿服务精神来激励农民⁵¹⁸。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农业生态转型

与ZBNF一样，农业生态学也主张改革传统的农业食品体系。它由社会运动推动，这些社会运动成功地形成联盟，促使其融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通常纳入各个部门计划中的部分（如家庭农业、土著居民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同时也支持有机和可持续的农业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态农业是整个地区现有农业模式的一个可行且有利可图的替代方案⁵¹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集美景、农业生物多样性、弹性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于一体的杰出景观⁵²⁰。这些景观和相关的粮食生产系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并不断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它们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多种商品和服务，并为数百万小农提供粮食和生计。它们为利用文化、生态和农业多样性的当代及未来农业创新和技术提供了模板。然而，许多人也受到气候变化、被迫迁移或土地资源竞争加剧的威胁。对其中一些景观来说，这些压力使得人们放弃传统耕作方式或造成特有物种消失。

• 安第斯农业，秘鲁：秘鲁山区的农业知识和方法已经传承了5000多年。土著居民在不同的海拔建立并保持着梯田、当地的灌溉系统和独特的耕作方式。例如，名为waru waru的农业技术就用到了水渠，水渠在白天可以吸收太阳辐射，在夜晚释放热量，防止作物遭受冻害。

• 陡坡农业，日本：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四国岛的农民建造了石墙梯田，并采用了一种被称为kaya的覆盖模式以减少土壤侵蚀，保持斜坡的完整。虽然每个农场的种植面积都很小，但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谷物和蔬菜。这些山间农场被森林环绕，也是野生动物生态廊道的一部分，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农林业系统，摩洛哥：苏阿布-曼苏尔地区的农林业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在这里，阿甘树与其他50多种植物共同栽培，这些植物已有数百年的种植历史。该系统利用大型地下洞穴来收集和过滤地面上的水。这些天然蓄水池的集水效果非常好，尽管环境干旱、土壤贫瘠，当地农民仍能不断发展农业。

• 古橄榄树，西班牙：在塔乌拉德塞尼亚，有5000多棵古橄榄树，其中许多树龄在1000～2000年。当地社区以树木为生。橄榄油生产和农业旅游等经济活动依赖于罗马与阿拉伯时代世代相传的种植和生产技术。

恢复被遗弃的农田

全世界被遗弃的退化农田目前估计在390万～47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球耕地面积的30%⁵²¹。被遗弃的原因通常是土地管理不善或使用权无保障，而且往往伴随着当地土壤或水资源的枯竭等现象。移民和市场因素等更宏观的社会经济趋势也可能导致农田荒芜。在恢复连续统一体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使土地重获生产力的各种不会让我们后悔的办法：从旨在可持续粮食和商品生产的恢复，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惠益的生态恢复或野化，包括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整合的潜力⁵²²。

回归自然

在废弃的农业用地上恢复森林和草地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机会，特别是在兼顾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需求的情况下⁵²³。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这些工作可以由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独立推动，也可以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土地信托基金和保护性购买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私人土地被人购买用于恢复自然⁵²⁴。

世界土地信托基金

世界土地信托基金总部设在英国，是最早通过购买土地来保护受威胁栖息地的组织之一。全球范围内，信托基金通过赠予、购买或租赁存在威胁的土地，以建立由当地社区或组织所有并管理的自然保护区。从阿根廷到赞比亚，该信托基金总共建立了9500平方千米的保护区。一旦获得土地并建立了保护区，资金将用于实施恢复技术，如辅助自然再生、重新连接支离破碎的栖息地和重建野生动物廊道。信托基金会的“野性守护者”计划提供资金，雇用当地人保护和管理保护区，并在当地社区开展教育和培训活动，以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⁵²⁵。

匈牙利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由于土壤肥力低以及前政权缺乏投资，中欧和东欧出现了大规模的农田抛荒现象。在匈牙利的大平原上，760公顷的草地由以前的苜蓿耕地恢复而成，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草地恢复项目（2009～2010年）的一部分。一项评估发现，被动再生和主动恢复（如播种）都不会增加成本，甚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利。播种可以抑制杂草生长、提高生物量，但与自发恢复相比，代价是生物多样性降低。除了扩大现有草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缓冲区的面积外，该项目还加强了关键生态系统的服务，如水净化、土壤保护、授粉和再生⁵²⁶。

纳米比亚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技术正在世界各地得到应用，在该技术创造的环境下，农村社区的人们能够积极管理他们的生态系统。在纳米比亚，保护区由社区通过宪法和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民主管理，利用年度分配计划分享收入，并规划基础设施、学校、供水点和卫生设施等社区发展举措。在社区保护区范围内，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式，侧重于良好治理、国家监测和收入多元化。在决策、健全的财务管理和正确执行保护区章程等方面改善治理，有助于减少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和偷猎行为，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该项目为期4年（2017～2020年），受众为卡万戈、库内内和中北部地区保护区和社区森林中的23万居民。与生态旅游经营者的合资企业已成为许多保护区的重要收入来源⁵²⁷。该项目还提高了销售本地产品的收入，特别是恶魔爪（Devils Claws）和纳米比亚没药（Namibian myrrh）⁵²⁸。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2000年开始，中国黄土高原的耕地面积开始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政府实施了一些项目和计划，以减轻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随后，通过控制土壤侵蚀和增加碳封存恢复植被，在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估计，为了将废弃农田恢复成之前具有同等生物多样性和活跃土壤系统的稳定草地，在干预后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进行再生⁵²⁹。

食物、能源和恢复

全球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以及其他形式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将继续加速。因此，必须认真规划和管理真正可持续的绿色能源转型，这样才不会对自然造成巨大的伤害。以适当的规模和环保的方式设计这些项目，可促进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和土地恢复工作的继续推进。预计到2030年，全球太阳能发电厂的占地面积将超过250万公顷，该行业将主要负责管理这些土地⁵³⁰。

美利坚合众国

硅谷牧场公司是一家太阳能公用事业公司，由跨国化石燃料公司壳牌（其最大股东）控制。硅谷牧场创造了一种经第三方认证的产品，它将清洁发电与碳封存、生态系统恢复和乡村经济振兴结合在一起。该公司与再生畜产品生产商和当地农民合作，在其太阳能农场上实施轮作放牧和草地恢复等整体土地利用实践⁵³¹。2020年，白橡树牧场与硅谷牧场合作，在美国佐治亚州西南部约950公顷的太阳能农场开始了再生放牧和土地管理实践。目标是加强碳汇，恢复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健康，提高太阳能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该项目预计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倍，从0.5%增加到5%以上，相当于每年从大气中清除约830吨二氧化碳。白橡树牧场是全食超市（美国有机连锁超市）的主要有机肉类供应商，这说明消费者在支持可持续的食品-能源-恢复生产模式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模式既能创造农村就业机会，又能恢复天然草原⁵³²。

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泰太阳能（CHINT Solar）是中国正泰集团旗下的一家专业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光伏电站。中国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个项目将废弃的农田改造成太阳能公园，在太阳能电池板之间和下面种植了大量农作物。自2015年项目启动以来，已建立了12个多功能区，利用板块提供的阴凉种植中药材和经济作物，并饲养家禽。在25年的时间里，预计总发电量将达到49亿千瓦，在满足江山40万人口用电需求的同时，还可减少碳排放约450万吨⁵³³。除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外，废弃土地的再生还能改善地上和地下的碳储存，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生态旅游。青海省共和县太阳能园区占地298平方千米，约为曼哈顿面积的5倍。40多家中国太阳能公司共同建造了一个装机容量达3450兆瓦的太阳能园区。土地恢复工作中，面板的遮阳、保温和保湿效果促进了本地植被和固沙作物的恢复。通过轮牧，公园里还饲养了约1500只藏羊⁵³⁴。

柬埔寨

柬埔寨中小规模种植水稻的农民已经在努力应对既定气候模式的变化，他们再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水稻或其他作物播种时间。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S-RET）项目于2017年启动，针对5个省980个村庄的小农户，重点关注偏远地区的妇女和贫困家庭，他们缺乏现代、负担得起或可靠的能源来源⁵³⁵。该项目为私营部门的可再生能源公司提供赠款（最多8万美元），在实际的小农户地块上测试可再生能源技术，并随后提供推广赠款（最多16万美元），建立供应链和服务网络。12项协议为小农户提供了一系列负担得起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选择：加工食品的太阳能烘干机、便携式太阳能水灌溉泵、加热鸡蛋的太阳能家禽孵化器、太阳能蟋蟀孵化器、可以用更少的水种植蔬菜的太阳能水培法或太阳能动物饲料加工机。该项目共支持5000多名小农（三分之一为女性）在生产、加工以及收获后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该项目还支持柬埔寨的国家生物发酵罐计划，并且已安装了2600多个生物发酵罐，减少了填埋废物，推动了循环经济，并避免了相当于125 000吨碳的排放⁵³⁶。

纳米比亚

在纳米比亚，灌木丛侵占面积高达4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面积的30%，这是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537、538。为此，纳米比亚制定了一项牧场管理政策和战略，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针对性地砍伐灌木来指导退化牧场的恢复工作⁵³⁹。一项评估表明，灌木控制和生物质利用可在25年内产生约30亿美元的净效益，并每年创造10 000个就业岗位⁵⁴⁰。为了抓住这一机遇，2019年纳米比亚启动了“可持续收获生物质利用”项目，为收获和加工灌木生物质以及可持续供应计划提供咨询服务⁵⁴¹。生物质被加工成动物饲料、木炭、生物炭、建筑材料或木屑，而根据“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自愿认证计划”，管理的面积已从2000平方千米增加到16 000平方千米，从而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条件和收入⁵⁴²。

2.3.5 可持续畜牧业

畜牧业——在草原上进行大规模的牲畜生产——可以是利用高度多变的土地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人口和牲畜的迁徙（转场放牧）是沿着不同气候带的传统迁徙路线进行的，主要由水和牧草的供应驱动。这种流动性为旱地牧民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提供了基础。尽管牧场是碳的主要储存地，具有实现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巨大潜力，但在土地恢复议程中却常常被忽视⁵⁴³。

畜牧业不仅是确保稳定和安全生计的坚实基础，还与全世界2亿～4亿人的文化和社会身份认同有关⁵⁴⁴。畜牧业生产的粮食是蛋白质（肉类和奶制品）和动物副产品的重要来源，用于维持生计或销售。由于不依赖化石燃料、农用化学品或进口饲料，它对碳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历史上看，牧民与定居的农业社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牧民依靠农民提供粮食，也是农民产品的客户，而他们的牲畜则为农民的田地施肥，并帮助农民清理杂草。尽管如此，有时因为干旱、土地掠夺、流离失所或被迫迁徙等因素，农民与牧民、牧民群体内部以及与政府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肯尼亚：集团牧场

在肯尼亚，1968年的《团体代表法》授予了马赛社区对他们放牧土地的团体所有权⁵⁴⁵。这些共有的“集团牧场”为牧民提供了土地的安全保障和相关土地资源的控制权⁵⁴⁶。对更高流动性的需求推动了与外部社区和相邻的集团牧场的联结。例如，内罗毕南部的Shompole和Olkiramatian牧场同意划定季节性放牧区，留出一些牧场用于恢复，并腾出其他的牧场限紧急情况下使用。从2012年起，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保护区，野生动物和生态旅游业在此蓬勃发展，为青年就业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岗位⁵⁴⁷。

突尼斯：集体土地管理委员会

在突尼斯，多层次治理结构包括正式的集体土地管理委员会与社区组织（农业发展小组——本质上是农民协会）之间的合作。委员会负责管理土地的使用和地方行政，而农业发展小组则负责与牧场和自然资源利用相关的日常投资与管理活动。当这些组织决定哪些草场应被划出时，公共机构会提供资金、技术和行政支持。突尼斯农业和渔业联盟还会解决各社区之间的纠纷。经过这些组织15年的合作，牧场条件得到了改善，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的风险也有所下降⁵⁴⁸。其他益处还包括所管理牧场的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提高，并且更多青年参与到社区土地的管理过程中。

吉尔吉斯斯坦：牧场用户工会

在吉尔吉斯斯坦，2009年的《牧场法》将牧场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牧民组成了750多个牧场用户工会，这些工会划定了各成员可以放牧的区域。工会为每个地区制定放牧计划，并投资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和供水点等。这些升级有助于降低载畜率，同时提高生产率，增加产肉量和产奶量。事实证明，划界是有效的，牧民仍然可以进行传统的转场放牧——将羊群转移到山上的牧场过夏，再转移到山谷过冬⁵⁴⁹。

斯堪的纳维亚：驯鹿牧民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萨米人驯鹿牧民的代表来自芬兰、挪威和瑞典的萨米理事会以及一系列维护其利益并与政府、个人和企业谈判的社区组织。萨米理事会是一个非政府协会，汇集了芬兰、挪威、瑞典和俄罗斯的不同萨米人成员组织。它还是北极理事会的常任理事，该政府间组织包括北极地区的8个国家政府。总部设在挪威的国际驯鹿饲养中心和世界驯鹿牧民协会，其提供进一步支持。这样一来，萨米人在保护其驯鹿牧场不受商业林业、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开发或矿物和化石燃料开采侵占方面拥有了发言权⁵⁵⁰。

秘鲁：羊驼牧民

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土地使用权归集体所有一直是历史上牧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省，牧民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上饲养羊驼，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据传统，他们对牧场进行集体管理，在特定时间内拥有在指定区域放牧的权利。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一些因素开始扰乱之前稳定的安排。羊驼绒价值的上升和土地使用权保障的改善增加了动物存栏量，导致个别家庭直接占有公用土地。同时，气候愈发多变也降低了牧草的质量。继承规则的改变导致地块进一步支离破碎，道路的改善让牧民更容易进入市场，对羊驼绒制成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此外，随着年轻人在城市化区域接受教育并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正在放弃放牧的传统⁵⁵¹。

欧洲：城市放牧

在欧洲，许多城市的畜牧业正重整旗鼓。长期以来，绵羊和山羊只生活在农村，而如今在欧洲大陆城市化区域的公园和其他空地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会修短草坪、控制杂草生长、修剪灌木和树篱，因此市政当局可以节省修剪、园艺和其他维护费用。现今，从西班牙到罗马尼亚的市政府都与牧羊人签订合同，让他们在公共空地上放牧^552、553。牧羊人使用临时围栏，安排供水，并定期转移羊群^554、555。有些牧羊人还为儿童、学校团体和公众提供教育活动。在都灵，牲畜吃草并维护着两个大型公园^556、557；在巴塞罗那的科尔塞罗拉公园，羊群修剪灌木丛，减少了火灾隐患⁵⁵⁸；在科隆，羊群吃草并提高了堤坝的完整性，保护城市免受洪水侵袭⁵⁵⁹。

2.3.6 城市恢复

城市源流域

全球有29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几乎所有特大城市都依靠地表水供应清洁淡水，最终依赖于其流域（降水流域）的降水。这些水源区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方法影响着下游水质和城市化区域的供水质量⁵⁶⁰。流域或集水区退化现象十分普遍，90%的城市因农业和开发而失去了大量周边的自然土地植被⁵⁶¹。因此，在全球三分之一的大城市中，由于沉积物或营养物污染造成的水处理成本增加了50%⁵⁶²。

预计到2050年，面临缺水问题的大城市数量将从约200个增至近300个（包括10～20个特大城市）⁵⁶³。富裕的城市可以使用进口水或建造海水淡化厂，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必须依赖内陆水资源^564、565。一些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可以改善预期的缺水状况，包括保护和恢复水源流域的森林和草地，以避免进一步退化⁵⁶⁶。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可让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整个流域的管理⁵⁶⁷。这可以与政府政策（如分区或其他土地使用法规）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同时实施。无论采取何种机制或激励措施，都迫切需要开展工作，保护源流域，为未来的城市供水提供保障。

肯尼亚内罗毕

在肯尼亚，内罗毕400万居民和流域内500万居民95%的用水来自塔纳河。此外，塔纳河为重要农业区提供水源，并提供了全国一半的水力发电量。上游塔纳-内罗毕水利基金是一个公私合作项目，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带来的影响。该基金的目标是保护和恢复这一经济重地的水质和水供应，根据预测，1000万美元的投资将在30年内带来215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该基金预计到2022年将与5万名农民合作，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和资源，以减少水土流失、节约用水并提高农业生产率。该项目针对流域内风险最大的地区，帮助农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利用植被河岸带、梯田、农林业及重新造林和集水等技术，提高粮食和用水安全^{568、569、5}⁷⁰。

巴西圣保罗

巴西圣保罗大都市区（拥有2000万人口）约46%的用水来自坎塔雷拉水库系统⁵⁷¹。该系统包括位于城市腹地的5个相互连接的水库，这些水库是皮拉西卡巴流域源头的一分。由于农业和城市扩张，这些集水区失去了多达70%的原始森林。在干旱和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推动下，当地利益攸关方开始采取保护和恢复措施，作为保护坎塔雷拉系统的中央水资源管理战略的一部分。2005年，一项试点计划向农民和牧场主支付每公顷120美元的费用，用于重新造林或修筑梯田，以改善水质。联邦流域委员会向用水者收取费用，然后将费用支付给保护或恢复其土地上河岸森林的农民和牧场主。该计划成功的基础是：发展地方流域委员会，联合利益攸关方并支持付款计划；建设机构能力并培养政治意愿；调整政策和立法，以支持战略目标^{572、573、5}⁷⁴。

中国北京

密云水库流域位于河北省和北京市之间，为中国首都北京2000多万居民提供饮用水。它也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主要储水库。为了保护水库的水质，上游应用了一套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括森林景观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农林业、河岸缓冲区、污水管理、绿色基础设施和居民环境教育。该项目通过利用自然基础设施来预防迫在眉睫的水危机，表明在当地社区的帮助下，生态恢复和流域保护可以保障首都的可持续供水^{575、576、577、5}⁷⁸。

南非开普敦

在南非，大开普敦水利基金于2016年成立，以应对大开普敦地区严重的水污染问题。该基金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以恢复为城市供水的集水区。2018年，该基金发布了一份生态基础设施投资商业案例，估算了保护重要集水区所需的景观级干预措施的价值。研究得出，投资2500万美元将在30年内产生1000亿升的年水资源收益，与一切照旧的情况相比，其中一半的目标将在5年内实现。研究还得出，集水区恢复方案产量更高，更具成本效益，供水单位成本仅为其他方案的10%^{579、580、5}⁸¹。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Agua Tica是一个保护格兰德河和维里拉河流域水源的基金，这两个流域为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供水。该基金通过科学评估确定保护需求，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专业技术和资金，然后将资源投入中上游集水区的保护活动中，以确保长期的水资源安全。首都大都会地区近200万居民从这些活动中受益，每年约能补给60万立方米的水，并且有600多公顷的森林得到保护并正在恢复中^{582、583、5}⁸⁴。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大都市及其周边地区1500万居民的供水几乎完全依靠奎松省和布拉干省的三个流域（昂阿特、伊波和拉梅萨）。这些流域每天提供400多万升水，仅够满足目前的需求。预计不久将出现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公共和私营部门都在寻找解决方案。昂阿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基本保持完好，而伊波流域只40%的地区保留了原有的森林覆盖率。植树造林是保障马尼拉供水的重要干预措施，也是国家流域保护战略的核心。在伊波，还包括“领养流域”计划，这是一个多利益攸关方的合作项目，支持志愿者植树造林，恢复荒芜的山坡。另一项计划包括为土著居民Dumagat部落颁发祖传领地所有权证书，他们管理着约16%的流域。通过这些努力，伊波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在短短三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从2017年的43%提高到2020年的81%^{585、586、587、5}⁸⁸。

美国纽约

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卡茨基尔流域的保护是一个优秀范例，实现了与大自然合作以降低成本并为纽约市供水。在过去，该流域为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20世纪90年代末，大部分为私有的卡茨基尔和特拉华流域面临日益增长的开发压力，纽约市启动了一项计划保护其水源，避免了耗资100亿美元建造过滤厂。在5000平方千米流域的战略投资约为15亿美元，每年通过上游向农村经济注入1亿美元。该计划促进了土地管理的变革以及创新的财政工具的使用，如购买水库周围的土地以保护森林和湿地，从而为污染提供缓冲；向土地所有者支付恢复溪流沿岸森林的费用；以及向农民和森林管理者提供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支持^{589、590、591、5}⁹²。

城市食品生产

城市农场对于粮食安全和应对供应链中断非常重要。据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区有40%的城市家庭依靠城市和城郊农业获取部分所需食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比例还将上升⁵⁹³。城市食品生产的场所包括后花园、屋顶、开放式公共空间和微型农业系统（即室内、室外或垂直花园）。它包括有机农场、永续农业、社区花园、鱼塘、牲畜饲养、养蜂和果园。更短的供应链减少了排放和运输成本，并减少了由保存和分配不足而造成的收获后粮食损失。城市粮食生产还可以创造绿色空间，有助于防洪和调节温度，同时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

城市食品生产创造了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为妇女和青年创造了收入，并通过减少对地区和全球食品市场的依赖，加强了当地的食品安全⁵⁹⁴。尽管农作物和牲畜对城市绿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非常重要，但在许多城市，农作物和牲畜生产都是违法的。这些活动往往被当局忽视，也很少被纳入正式的土地利用规划进程，这给城市农民带来了重大挑战⁵⁹⁵。在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农业和增值食品加工的发展与地方主义的回归、社会创业精神的兴起、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们对绿色城市基础设施的渴望息息相关⁵⁹⁶。

非洲

在非洲，肯尼亚的内罗毕、乌干达的坎帕拉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中心城市在民间团体和市政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制定了城市农业政策⁵⁹⁷。在特殊时期，城市和城郊农民开始向世界各地的城市食品市场供货⁵⁹⁸。在达累斯萨拉姆，城市农业至少占非正规经济部门的60%，是第二大城市雇主。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家开辟菜园，主要供自己食用⁵⁹⁹。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许多城市家庭饲养家禽、奶牛和猪等牲畜，每年产生2万多吨粪便，减少了对昂贵化肥的需求⁶⁰⁰。

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许多城市可以复制创新的都市农业模式。墨西哥城大约20%的食物需求是通过屋顶和垂直花园满足的。居民寻求更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同时城市农业运动蓬勃发展。Huerto Tlatelolco城市花园包括一个有45个树种的可食用森林、一个种子库和一个大型生物密集型菜园⁶⁰¹。

除了保障当地食品安全和促进社区参与之外，这些措施还在收集雨水径流、减少空气污染和降低温度，以及在干旱期进行高效水处理和再利用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⁶⁰²。

欧洲

在欧洲，欧洲联盟生物多样性战略认定城市农业是城市和城郊绿化以及保持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工具⁶⁰³。这些生产基地通常位于超市、餐馆和配送中心附近，因此蔬菜的种植和采集都靠近购买点或消费点。初创公司InFarm总部位于柏林，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农业网络，在10个国家拥有100多个城市农场⁶⁰⁴。

恢复城市水道的日光照明

随着城市和城市化区域的发展，河流和溪流被掩埋在地下。这些河道见不到阳光，也鲜有生物居住在这里。过去，这些城市水道是连接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露天通道，也是支持生态完整性和水流的通道⁶⁰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恢复城市里的河流和小溪的日光照明”的运动，旨在发现被筑渠或管道掩埋的水道，并恢复它们的自然和经济服务和功能。

气候变化是大规模投资该城市日光照明项目的主要推动力。恢复日光照明需要工程投资来修复受污染的土壤和水，并将渠道和河岸恢复到半自然状态。开放水道提供的被动冷却有助于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为动植物创造新的栖息地能降低洪水风险，并能带来新的益处，如娱乐、热门商业区和绿色廊道。这会吸引开发商，因为水边的房产价值会上升，也可能会吸引自来水公司，因为维护成本会降低，还有可能将城市边缘居民的需求和利益纳入决策过程⁶⁰⁶。

·在韩国的首尔，“清溪川重建项目”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对世界各地类似项目的实施起到了模范作用。它拆除了几十年来覆盖河道的混凝土路面，重建了一条河道，通过从河流下游地区抽水来恢复地表水流，并重新引入了河岸植被。该项目的诸多益处包括：显著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价值、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和空气污染、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⁶⁰⁷。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2014年拆除了地下管道并清除黏土，使费尔伯恩和帕拉希库储备溪流重新恢复日光照明。修复工程可以让人们更好地防卫洪水，并帮助扭转了洄游鱼类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⁶⁰⁸。

·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瓦迪哈尼法恢复项目”于2009年完成。它恢复了雨水、洪水和从城市各处流出的地表水的自然短暂排水通道。大面积的植树和植被重建为居民创造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公共区域，包括人行道、娱乐活动和公园⁶⁰⁹。

·在瑞士的苏黎世，修复城市河流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城市河流已实现日光照明，并被纳入苏黎世的供水和排污规划活动中，这些活动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水处理成本的降低⁶¹⁰。

·在英国，罗奇代尔于2015年成功修复了罗奇河，让这条穿过镇中心的河道重现日光照明。在英格兰北部昔日的工业重镇，发掘波特布鲁克已成为恢复谢菲尔德往日城市河流的新项目的第一步。在伦敦东南部，在萨特克利夫公园修复的桂基河提供了蓄洪湿地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美化空间，增加了该地区的土地价值⁶¹¹。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草莓溪恢复计划”是全世界工人溪流日光照明项目的典范⁶¹²。最近，有3400万美元用于纽约扬克斯锯木厂河（Saw Mill River）的日光照明，以创建一个公共公园，并恢复河岸洄游鱼类栖息地⁶¹³。

振兴城市垃圾填埋场

全世界每年产生20亿吨城市固体废物，其中大部分没有以对环境安全的方式进行处理。在全球，37%的垃圾最终被填埋：露天倾倒约占33%，约8%被填埋在带有气体收集系统的卫生填埋场，19%被回收或堆肥，11%被焚烧。正确的废物处理，如受管制的垃圾填埋或回收设施，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通常依赖无管制的公开倾倒来处理垃圾，这种处理方式占垃圾总处置量的90%以上。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量仅略高于50%⁶¹⁴。

垃圾场，尤其是露天填埋场，会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危害主要源于腐烂的废物释放出的有毒气体。淋滤作用还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⁶¹⁵。如果设计和监控得当，封闭式或生态型填埋场可以为娱乐甚至工业用途（如回收或堆肥活动）提供宝贵的空间。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有垃圾填埋场改造的例子。

美国纽约：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场

20世纪70年代末，每天约有25 000吨垃圾运抵弗莱斯垃圾场，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纽约市的一片绿洲——草地和沼泽。尽管生态工程、甲烷捕集（为居民提供能源供应）和一些植被恢复技术的创新促进了恢复过程的发展，但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再生仍然是恢复的主要推动力。这座城市公园将于2021年初向公众开放，过去这里处理了巨量垃圾，现在它已被视为城市重建、重生和复兴的象征^616、6¹⁷。

以色列希里亚垃圾填埋场：创造城市绿肺

以色列最大的垃圾填埋场经过大规模改造后，昔日的垃圾山变成了占地800公顷的生态公园，面积是纽约市中央公园的三倍。到2007年，这个新的“绿肺”已拥有一个占地60公顷的回收站、步行和自行车道、一个可容纳50 000人的露天剧场、野餐场地以及一个水上运动公园。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沼气——有毒污染物——现已被重新利用^618、6¹⁹。

中国武汉：绿色天堂崛起

金口垃圾填埋场是武汉市污染最严重的垃圾填埋场之一，容纳了约500万立方米的垃圾，而如今武汉市已将其改造成居民的生态天堂。该项目采用好氧生态修复技术来减轻长期安全问题（如污染、甲烷爆炸）的风险，目前已恢复了50多公顷的土地，从而提高了土地价值，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休闲公园、堤坝和城市森林改善了附近14个社区的生活质量，约有40万人居住在这些社区^{620、621、6}²²。

西班牙加拉夫山脉：瓦尔德恩琼的景观修复

在加拉夫山麓蜿蜒的山谷中，约有85公顷土地曾被巴塞罗那市区用作垃圾填埋场。在30多年的时间里，山谷中填埋的垃圾有70米高，直到1974年才关闭。景观恢复将农场和林地拼接起来，重现了该地的原始生态系统。梯田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和收集灌溉用水，而现在利用沼气每年可以为10 000人提供用电。这里已对公众开放，并设有一个信息中心，向人们介绍修复工作^{623、624、6}²⁵。

马来西亚蒲种：全球垃圾填埋场公园——亚依淡

位于蒲种的亚依淡垃圾填埋场于1995年开始处理垃圾，为吉隆坡大都市区几个主要地方市政部门的主要垃圾填埋场之一。从2011年开始，这个占地40公顷的垃圾填埋场变成了“全球垃圾填埋场公园”。它包括一条5千米的慢跑道、一条自行车道和一个儿童游乐场。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中有164口天然气井，为邻近的2000户家庭供电⁶²⁶。

2.3.7 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绿色长城”

绿色长城（GGW）由非洲联盟于2007年批准，是希望的象征。它是首批大规模土地恢复倡议之一，在非洲联盟的领导下，由泛非绿色长城机构（PA-GGW）协调，汇集了非洲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绿色长城的目标是恢复非洲退化的地貌，改变整个萨赫勒地区数百万人的生活，具体做法是在11个国家（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绵延8000千米的土地上，开辟并维护一块已经恢复的生产用地。

近年来，该计划已从植树计划演变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努力优化不同的土地利用系统。绿色长城倡议的目标是，截至2030年，恢复100万平方千米的退化土地，固碳2.5亿吨，并创造1000万个绿色岗位⁶²⁷。

自2012年以来，有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人们参与其中，并且已经启动了50多个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恢复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林业和农业（如重新造林、农林业、保护性农业和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水利（如流域管理）和土壤措施（如梯田和侵蚀控制措施）。然而，最新的绿色长城评估报告展示了初步结果，根据地理范围的不同，到2020年，只实现了最初土地恢复目标的4%～20%，如果要实现既定目标，有必要将土地恢复速度提高到每年8万平方千米以上⁶²⁸。

实施过程中的挑战

绿色长城倡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土地治理、监测和报告、资金和技术能力，这与诸多因素有关，如需要高层政治支持、薄弱的组织结构和程序以及缺乏跨部门（如农业、林业、采矿业、农村发展）和跨国家的协调及主流化。除了在脆弱国家进行投资的政治风险之外，许多绿色长城项目的经济回报率很低，而其所产生的巨大环境和社会效益往往几乎没有市场价值。推动绿色长城倡议的国家经常在建立土地治理和项目结构方面遇到困难，这些结构对吸引、获取、管理和报告财务流动至关重要。

监测和报告规程往往使政府机构和项目管理人员不堪重负，这不利于随后根据绩效标准提供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急需加强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监测和评估能力。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所有权保障，需要基于项目参与策略的制定、社区培训的开展和更加稳固的土地权属。这将有助于小农户共同设计并实施项目，以填补从种植到收入之间这段时间的财政缺口。不明确的土地权属和资源权进一步增加了项目管理的复杂性，并影响成果和利益共享——碳信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⁶²⁹。

绿色长城加速器

为了推动和加快恢复工作，绿色长城加速器（GGW-A）于2021年1月在“一个地球”峰会期间启动。其目标是促进捐助方和绿色长城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制定一个全面和共同享有的成果管理框架。峰会期间，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联盟和其他合作伙伴承诺提供160亿美元的政治和财政支持，这进一步推动了绿色长城倡议的实施⁶³⁰。

绿色长城加速器结构化方法以现有机构为基础，囊括所有绿色长城合作伙伴（国家、开发银行、民间社会组织、区域和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并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泛非绿色长城机构合作主办，以五大支柱为基础：投资中小型农场，加强价值链、当地市场和出口贸易；土地恢复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的获取；有利于有效治理、可持续发展、稳定和安全的经济与制度框架；以及能力建设⁶³¹。

这种方法有助于确定变革机制，并更好地推动绿色长城倡议的实现，促进土地保护、可持续农业和价值链建设，以及生态系统恢复，以提供粮食和水安全、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土壤中的碳储量。它还将扩大肥沃土地的面积，为年轻的一代提供经济出路，并增强该地区的气候适应能力，来支持绿色长城沿线的社区。截至2020年，绿色长城干预区内的社区创造了35万个岗位，以及9000万美元的收入⁶³²。

“沙漠正在传播癌症。我们必须与之斗争。这就是我们决定加入这场恶战的原因。”⁶³³
阿卜杜拉耶·瓦德，塞内加尔前总统（2000～2012年）

塞内加尔：性别、青年和牧民

在塞内加尔，绿色长城的长度为545千米，覆盖8000多平方千米的16个市镇，这些市镇的居民主要是牧民。活动重点是土地恢复和农林业，以提供粮食和能源保障，创造绿色就业岗位，维护生物多样性⁶³⁴。自2008年以来，塞内加尔已在4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种植了约1800万棵树，每年用于种植和维护的预算为2亿美元⁶³⁵。虽然塞内加尔的绿色长城活动以树木和森林为重点，但政府仍继续倡导采用更全面的方法来实现农村发展的优先事项。

现在，绿色长城活动包括支持多用途花园的建造，提供水资源和培训，这减轻了妇女的负担，把她们团结起来并提高她们的能力，还通过贷款计划等实现了财务独立。青年在苗圃和植树造林活动中的就业率有所提高，牧场的收入也实现了多样化，牧场会根据绿化活动改变放牧和浇水方式⁶³⁶。园艺企业的建立促进了季节性就业，并通过销售蔬菜创造了收入。这促进了作物多样性、粮食供应和传统药物供应的增加，从而改善了居民的健康水平⁶³⁷。

尼日尔：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

在法国殖民政权和尼日尔独立后的治理下，森林的管理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当地社区⁶³⁸。1993年，该国颁布了《农村法》，承认通过传统权属获得的私人土地权利；2004年颁布了《森林法》，最终赋予土地所有者树木权属⁶³⁹。该法案为遏制和扭转数十年来的毁林和土地退化带来了希望。如今，“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FMNR）已成为尼日尔绿色长城活动的核心部分。该策略包括选择和修剪树桩再生的茎，这些树木以前被砍伐但仍然存活了下来。这种在农田上植树造林的方法是Tony Rinaudo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尼日尔南部马拉迪省工作时首创的⁶⁴⁰。

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是一种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使用的造林技术。在尼日尔近代的气候和农耕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树木是粮食作物的竞争者，是需要消灭的问题。然而，连年的严重干旱和土地退化改变了人们的态度，马拉迪的“以工代赈”计划由此产生，该计划鼓励95个村庄使用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方法。农作物在树丛中生长得更好，村民也可以自用木材并出售额外薪材，从中获益。到2011年，这些改进传统农业的实践使近5万平方千米的农田得到恢复。这些树提供食物、饲料和燃料，同时改善土壤健康。最初的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每年生产50万吨粮食，足以养活250万人，占尼日尔人口的10%。现在，由于可以方便地获得薪材，过去每天花几个小时拾柴火的妇女现在可以做其他事情了^641、6⁴²。

尼日尔在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方面的主要经验是：

• 使用权保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 土地恢复和粮食生产必须联系起来

• 当地人利用本土知识进行创新是成功的关键

• 仅靠一项技术或一种做法是远远不够的，但可以推动其他创新的出现

• 同时进行多项创新，加速改进

• 可以大规模采用单一的技术选择，但必须灵活、适应性强，并可以让农民在当地进行测试

• 当社区共同努力时，他们就能产生更可持续的利益

• 资源保护创新需要在第一年或第二年迅速产生效益，以赢得支持

• 技术创新需要参与者相互协调、灵活行动⁶⁴³

根据尼日尔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经验，绿色长城的工作重点从单纯的大规模植树计划转移到了本土树种的自然再生上。因此，绿色长城项目已经成为一种隐喻，喻示着通过一系列修复策略而形成的绿色景观，而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树木长城”⁶⁴⁴。

布基纳法索：加强执行能力

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是一位民间英雄，他曾号召全国人民阻止撒哈拉沙漠面积继续扩大。在他逝世几十年后，绿色长城倡议正在将他的愿景变为现实⁶⁴⁵。布基纳法索的第一个绿色长城行动计划涵盖5个行政区，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实现2017年通过的LDN目标。其中包括恢复优先地区60%的退化土地，将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将易受粮食和营养不安全影响的人口比例减半，并将农村地区的贫困率降至35%以下。2018年的资源调动工作吸引了来自8个不同捐助方共计3000万美元。

在国家和地方两级加强全球公益活动管理的能力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这包括在环境部内设立权力下放的机构，并加强其能力，以便达到以下目的：指导、监督和评估干预措施；调动资源；培训执行人员；更好地与所有利益攸关方沟通。由防治荒漠化行动项目（绿色长城计划的一部分）资助的两年恢复工作在布基纳法索的60个村庄建立了104个概念验证点。这些地点使用的地块和物种是与当地社区共同选择的，并以当前植物科学研究的证据为基础。据估计，潜在可恢复土地的面积超过10 000平方千米，如果成功，该国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⁶⁴⁶。

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家庭调查

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在2016～2020年进行的农村住户调查表明，绿色长城土地恢复活动带来了社会经济效益。在这5年期间，受访者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供应的看法有了显著改善，妇女对土地管理和价值链的贡献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干预措施改善了植被覆盖，并可能有助于打破由气候变化造成的降雨减少、农业和畜牧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人类利用生物质之间的负反馈循环。恢复活动中最明显的社会经济影响是家庭收入增加⁶⁴⁷。

尼日利亚：恢复土地和生计

在尼日利亚，全国绿色长城计划正在11个前线州实施，这些州的人口超过4000万，面积总和占该国土地的43%。尼日利亚受到经常性干旱、持续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侵蚀的威胁⁶⁴⁸。其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自2007年以来，一些州的森林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草地和湿地也被严重侵占⁶⁴⁹。国家绿色长城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是建立一条从西北部的凯比州到东北部的博尔诺州、长达1400千米的连续防护林带（防风林），以抵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哈马丹风⁶⁵⁰。

北部包奇州、吉加瓦州和索科托州的防治荒漠化行动项目旨在扩大与创收和能力建设有关的恢复活动的范围。这项干预措施已惠及农村社区的7万多人，特别是妇女和青年，以及农民、牧民和地方当局。作为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环境部、国家绿色长城局⁶⁵¹、林业研究所和地方当局与FAO共同努力，成功恢复了43平方千米的土地：播撒了21吨木本和草本植物种子，种植了291 000棵树苗，并为微型花园提供了超过1吨的蔬菜种子。培训课程和讲习班还支持乡村企业，这些企业业务包括饲料、养蜂和蜂蜜生产及椰枣油榨取和销售以及阿拉伯胶收获和商业化。迄今，该项目已惠及21 000多人，其中四分之一是妇女⁶⁵²。

苏丹：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

2015年，苏丹制定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以实施绿色长城倡议，改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⁶⁵³。具体行动包括恢复和管理森林、建立防护林带、修复沙丘、划定动物迁徙路线和牲畜轮牧⁶⁵⁴。并且成立了由男女均衡参与的村庄发展委员会，进行管理方法培训，同时采取其他举措，包括引进更高效的炉灶和社区菜园。这种方法使人们能够在发展议程中发表意见，赋予社区更多的权利和主人翁意识，并提高了公民在绿色长城活动中的参与感。到2020年，已实施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的土地面积达1100多平方千米，超过200平方千米的森林和土地增强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⁶⁵⁵。该项目还包括一个能力建设部分，为从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管理、草原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政府机构提供培训和必要设备。

毛里塔尼亚：小奇迹数不胜数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毛里塔尼亚的荒漠化——该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维生⁶⁵⁶。绿色长城干预区覆盖6个省，约有50万人居住在此，该干预区促进可持续景观管理，包括打造可持续价值链的能力建设。通过综合采取以下干预措施，1000多公顷的退化土地得到了恢复：用围栏控制放牧压力；丰富植被——阿拉伯胶树苗和草本饲料物种；以及水土保持（如使用石堤、栅坑）。这种综合方法增加了约165 000人的收入并给他们创造了谋生机会，其中一半是妇女。苗圃、磨坊和商店都有全职岗位。饲料销售增加了收入，许多妇女现在一年中至少有6个月可以使用菜园。最后，该项目通过一系列咨询讲习班和营销研究，帮助毛里塔尼亚建立和发展阿拉伯胶行业⁶⁵⁷。

埃塞俄比亚：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

在埃塞俄比亚，政府承诺到2030年恢复15万平方千米的退化和毁林的土地。绿色长城倡议下的活动旨在保护和恢复土地，同时开展创收活动以扭转移民潮⁶⁵⁸。埃塞俄比亚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SLMP）成功扭转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农村社区贫困且无组织、资源退化、水土流失和洪水、易受干旱侵害以及贫困加剧的现象，如今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景观和生计恢复⁶⁵⁹。

2008～2019年，该项目分两个阶段实施，主要目的是减少土地退化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第一阶段引入了可持续土地管理实践，恢复高地6个州45个关键流域内的退化地区。第二阶段力求扩大范围，将覆盖面扩大到135个流域，并新增针对土地生产力、毁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⁶⁶⁰。经过管理，共有1820个小流域的8600多平方千米的退化地貌得到了改善，其中既有公共土地，也有个人土地。此外，在近10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进行了重新造林或继续植树造林⁶⁶¹，农林业和放牧围栏提高了目标流域的植被覆盖率和水分保持率⁶⁶²。

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的一个特点是向36万多户家庭发放土地持有证书。其中近三分之一颁发给了女性，有的人单独获得证书，有的则与一名男性共同持有。此外，近10 000名原先没有土地的青年（超过四分之一为女性）获得了使用公有土地的证书或其他法律文件，以便恢复2737公顷的土地⁶⁶³。该项目中的这一内容正与“景观管理计划成果”中的“埃塞俄比亚气候行动”共同进行⁶⁶⁴。总体而言，埃塞俄比亚可持续土地管理项目的分权化结构和参与式规划方法有助于确保其成功。

厄立特里亚：土地权属保障促进可持续土地管理

由于80%以上的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土地退化可以说是厄立特里亚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作为绿色长城干预区的一部分，2012～2015年，厄立特里亚在Serejeka分区内的28个村庄实施了一个以可持续土地管理做法为重点的土地、水和环境部项目，覆盖了超过210平方千米的农田。这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活动的功能模式，以及一个名为“xlmi”的新土地所有制体系。这种制度允许土地作为家庭财产世代相传，而以前的制度则是先签订为期7年的租约，然后在当地小农户之间重新分配⁶⁶⁵。

农民、村庄行政人员和推广员参加了以控制荒漠化措施、可持续土地管理实践和土地利用分类程序为重点的研讨会、会议和能力建设活动，以推动新土地所有制体系的实施。改进的耕作技术和植树造林，再加上更有保障的使用权，使大约54 000个小农户受益，其中40%是女户主家庭。在1200公顷的土地上种植了200多万棵树，成活率超过80%⁶⁶⁶。野生动物和传粉昆虫重新回到了这些林地^667、668，农民（主要是妇女）也可以种植苹果树和鳄梨树⁶⁶⁹。现代无烟炉的使用减少了对木柴的需求⁶⁷⁰，不可耕种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用于长期放牧或种植自己选择的树种，收获并出售产品⁶⁷¹。xlmi使用权制度大大减少了毁林和土地冲突，同时为农民提供了有保障的长期利益，增加了家庭收入。

尾注

第三部分构建土地恢复议程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及其合作伙伴正在为土地恢复制定全球议程，即广泛开展一系列活动以避免、减少和扭转土地退化，同时为生计、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共同利益。UNCCD的目标是支持各国“恢复、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土地和水资源，从而改善生活环境”。《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GLO2）为土地恢复议程提供了框架，汇集了各种动机、政策措施、金融工具和合作机制，各利益攸关方都在为此采取切实行动。

第一部分介绍了土地系统可持续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在人类健康和福祉、粮食和水安全以及气候韧性方面带来的影响。

第二部分阐述了已经开展的土地恢复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并指出需要采取更协调和规模更大的行动，为人类、地球和共同繁荣带来更多实质性惠益。

第三部分阐述了土地恢复潜力的发展势头和日益突出的重点，说明了不同恢复和复原途径的可行性和适用性。3.1节“伙伴关系和合作”介绍了对融资和实施土地恢复议程至关重要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3.2节“全球情景和国家承诺”基于国家对实现土地恢复承诺的现有信心，将两种全球恢复情景与“一切照旧”基准情景进行比较。3.3节“促进恢复和韧性的途径”提出了一套灵活且经过证明的解决方案——一个快速实施框架，让人力、社会和金融投资共同发挥作用，激励、推动和实施恢复自然资本的行动。

3.1 伙伴关系和合作

土地是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实施环节，即在解决这些相关交织的危机时，它是干预措施与伙伴关系的主要关注点。人类如今面临着各种相互关联的全球紧急情况，而当前对自然界的保护程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种局面。大自然为人类贡献的存在价值要求我们立即提供财政支持、展开多边合作，以扩大土地恢复活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有着更多分布完整、生物多样、碳含量丰富的生态系统。恢复退化的土地与土壤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具体目标15.3（SDG Target 15.3）和土地退化零增长（LDN）——能够带来肥沃的土壤，各国和社区可在此基础上立即采取共同行动。

各国政府、科学家、民间社会、联合国以及越来越多私营部门认识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重新规划、补充和恢复土地资源。各方共同制定了土地和生态系统恢复的目标和指标，促使政府并鼓励企业投身于粮食和能源系统改造，同时为全球经济、基础设施以及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应链做出贡献。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各联盟、同盟、伙伴关系以及协同合作对于建立、扩大并提供恢复自然资本和转变土地利用系统所需的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来说至关重要。

全球伙伴关系与合作将显著提高恢复活动所带来的碳和生物多样性效益，而这些活动不超越地球限度所必需的¹。

土地恢复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人人都要发挥作用，因为人人都是未来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社区可以共同努力，通过寻求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践的共识与互补性来恢复土地。可以共同负责任地管理环境和发展的优先事项，在不损害当代或后代的需求和期望的前提下，创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类型组合²。

联合国

联合国有着独特的作用，能够激励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推动全球性运动的发展，并帮助获得土地恢复所需的大量资金。联合国凭借其号召力，可帮助建立必要的实证库，以协助各国制定激励措施，引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向有利于提供可再生、气候适应性和自然友好型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里约公约》（Rio Conventions）和许多其他全球合作伙伴正在积极制定土地恢复议程，采用一系列因地制宜且能够在多个层面实施的战略和方法³。

土地恢复为应用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有助于维持适当生活水准。这些方法与国际条约和协议中的现有环境承诺直接接轨时，其效果会大幅提升。例如：

·2019年，UNCCD通过了一项决议，“请缔约方确保以非歧视和共同参与的方式实施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措施，以促进所有人在土地权属和土地获得方面的平等，特别是弱势和边缘群体”⁴。

·202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所有国家保持、保护和恢复健康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并通过在自然资源管理中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即重视参与、包容、透明和问责，确保其可持续管理和利用”⁵。

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LDN目标）⁶、《巴黎协定》⁷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各国及其企业和社区提供了宏伟目标和明确指标，最重要的是为各层面的行动提供了蓝图^8、9。这些既定战略和承诺的共同作用，将成为土地恢复议程成功的基础。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许多发展目标都将从土地恢复的过程和结果中受益¹⁰。此外，联合国大会已确认，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即实现LDN，是在2030年之前，加速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¹¹。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行动公开邀请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与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合作，参与恢复进程，改善人类、经济和地球的健康。

随着“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的启动，当前应重新定位人力、社会和自然资本投资，以实现短期恢复并促成长期规划和实施。“十年”激励着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政府、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成为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并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开展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恢复活动。这一为期十年的强有力的生态系统恢复，旨在改造陆基商品生产系统，以满足21世纪的需求，同时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¹²。土地恢复和其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必须如此迅速，以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确保未来的健康与繁荣。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波恩挑战”以及其他扭转土地退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倡议的引领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各国土地恢复的雄心。然而，各国的政策和努力才是推动实地行动的关键所在，具体做法是将各种措施和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途径结合起来，利用现有的和新兴技术进行创新并保持竞争力。在履行恢复承诺时，各国还应解决关于治理与公平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在扩大保护区或进行恢复活动时，要注意弱势社区的权利受损问题。

《里约公约》

《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The Glasgow Leaders Declaration on Forests and Land Use）首次强调了利用多个联合国进程的重要性。超过130个国家重申各自对《里约公约》，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单独和集体承诺。UNFCCC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宣布的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得到了企业和捐助者认捐前所未有的支持，其中包括为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提供资金及更有保障的土地权属和森林权利的保证，还包括承诺避免毁林和土地退化的贸易和发展政策的推进，特别是在牛肉、大豆、棕榈油和木材等国际贸易农产品方面¹³。

《里约公约》是1992年地球峰会产生的多边环境协定。如今，这些公约的战略定位是激活土地恢复议程¹⁴。其中的任务都涉及与地球系统可持续性相关的相互依存问题。在全球层面上，《里约公约》的决策机构和附属机构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模式几乎完全相同。每个公约都设定了目标和指标，由缔约方国家制定行动计划，并在国家层面进行资助和实施。土地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及恢复对这些国家行动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将土地、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共同列为优先事项带来了效率提升，这突出表明，将《里约公约》的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实现各自的目标，将会实现互利互惠¹⁵。

UNCCD——重点关注土地和水资源的恢复、保护及可持续管理，从而改善生活环境。它专门应对干旱地区的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的挑战，这里往往是弱势群体生活和工作的地区。SDG Target 15.3包括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同时努力实现LDN或基于土地的自然资本无净损失¹⁶。UNCCD直接支持各国通过能力建设和资源调动，采取广泛的再生措施。迄今，已有130多个国家承诺制定国家LDN目标，其中80多个国家已完成了目标设定¹⁷。

CBD——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地共享由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2010年，CBD制定了到2020年恢复15%退化生态系统的宏伟目标。虽然该目标并未实现，但许多地区目前正在实施或拟议实施这些宏大的恢复项目和计划，有可能在提高生态系统韧性和碳储量保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¹⁸。于2022年底通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旨在扩大保护区，进一步推动土地恢复行动。

UNFCCC——致力于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防止人类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2015年《巴黎协定》旨在通过在21世纪下半叶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净零，从而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下。国家自主贡献（NDC）是各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

将目前在UNCCD、CBD和UNFCCC框架下互不相干的国家行动计划汇集在一起，为调整目标和承诺以实施土地恢复、实现多重效益和投资回报最大化提供了直接机会。

首先，各国可以探索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将各自的国家行动计划[如NDC、LDN、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和实施计划。把握挑战与机遇相互交织的局势，各国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在推进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同时实现《里约公约》的目标。例如，如果气候变化是一个国家的绝对性首要任务，那么其他公约和相关进程（如《湿地公约》）下的恢复承诺和应对措施可以结合起来，并纳入减缓和适应目标。这种一致性水平的提高将释放各部门间相互协调的潜力，有助于创建一系列投资就绪项目和计划，并让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进来，通过土地恢复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互惠互利。

“波恩挑战”与森林景观恢复

“波恩挑战”由德国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2011年发起。这是一项自愿、不具约束力的全球倡议，旨在通过森林景观恢复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大部分承诺由国家政府或地区团体做出，一些私营公司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做出了承诺。目标是到2020年，在全球恢复1.5亿公顷的毁林和退化土地，到2030年恢复面积总计达3.5亿公顷¹⁹。

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一项全球倡议，在全球种植、恢复和保护1万亿棵树。倡议旨在联合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大规模的自然恢复活动²⁰。该倡议与“波恩挑战”一样，也有许多地区性行动，如“萨赫勒一万亿棵树联盟”，这些区域性行动致力于利用私营企业促进创新和“生态创业”，以解决环境问题²¹。

“G20减少土地退化倡议”

202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发起了“减少土地退化和加强陆地栖息地保护全球倡议”。目标是到2040年将土地退化减少50%²²。在现有努力的基础上，该倡议旨在通过关注3个相互联系的目标来加强合作：

图3.1 土地恢复和《里约公约》

·保护土地，阻止栖息地丧失、土地细碎化和土地退化

·促进综合性、可持续性和有韧性的土地及景观管理

·恢复退化土地和栖息地

该倡议还旨在加强G20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支持落实当前在保护、可持续土地管理和恢复方面的承诺，并鼓励自愿做出更多承诺。

植树之外

恢复森林与植树已成为推动全球行动的有力战略，为土地恢复吸引了急需的资金²³。然而，并非所有土地或所有物种都适合此种类型的恢复。草原和稀树草原是生产力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支撑着数百万人的生计。无论是在全球的覆盖率上，还是在保护和恢复的需要程度上，湿地都与森林不相上下，因此湿地也同样重要。近几十年来，湿地面积长期处于减少状态，平均损失率是全球森林损失率的三倍。维持湿地吸收和封碳的能力被视为未来气候适应能力的关键²⁴。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呼吁采取平衡的应对措施，解决健康景观马赛克中所有生态系统及其连通性问题²⁵。据估计，“波恩挑战”下承诺用于恢复的土地中，近一半专门用作单一种植园，其中大部分用作培育生长迅速的外来物种²⁶。这些植树造林承诺针对的是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大片地区，它们现在是或曾经是旱地、牧场、稀树草原和草原²⁷。但实施这些植树计划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也仅为自然再生森林所提供的一小部分，包括补给显著减少的碳储、地下水和野生动物栖息地²⁸。

3.2 全球情景和国家承诺

荷兰环境评估局（PBL）采用一种新型情景分析方法，提供了首个全球和地区土地恢复潜力的近似值²⁹。这些情景可以为战略规划提供信息，并指导不同社会环境背景下强有力的行动³⁰。它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未来的视角，可以研究生物物理行为及其影响，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量化评估。这些情景揭示了土地恢复对自然区域、生物多样性、土壤有机碳、农业产量、水调节和碳封存的影响。然而，当前的国家恢复行动显然不足以实现这些恢复情景的承诺。

3.2.1 展望未来

到2050年的3种情景提供了对土地退化趋势持续程度及其风险的看法，并估计了不同规模的土地恢复潜力：

·基线。即“一切照旧”，目前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退化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50年。

·恢复。预计采取农林复合、放牧管理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措施，恢复约50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5%）。

·恢复和保护。除了采取相同的恢复措施外，还要保护具有特定生态系统功能的自然区域，防止土地用途转换。

图3.2 未来土地健康的3种情景

这些情景对土地恢复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提供食物、材料和能源方面的潜力进行了估算。它们由一套土地状况衡量指标构成，如土地利用变化、土壤有机碳、初级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等一些对农业、水调节和碳封存产生影响的指标。其他当代情景分析明确考虑了环境治理、土地分配和资源获取等因素^31、³²。

基准情景

基准情景假设不采取额外措施对土地资源进行保护或恢复。它利用农业经济学、土地利用学和植被模型工具，预测到2050年的农业、土地利用和粮食系统动态。对当前土地退化趋势的估计是基于2001～2018年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卫星观测数据。

基准情景假设全球土地状况和大多数生态系统功能将继续下降，而对粮食、饲料、纤维和生物能源的需求将持续上升。当前的土地管理系统和气候变化将继续造成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土地产量增长而肥力下降，还会由农业扩张导致自然区域的进一步丧失。到2050年：

·16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相当于整个南美洲的面积）持续退化

12%～14%的农用地、牧场、草场和自然区域的植物生产力将长期、持续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受影响最严重。

·2015～2050年，因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壤退化，将额外排放690亿吨碳

这一数值相当于目前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7%：土壤有机碳（320亿吨）、植被（270亿吨）、泥炭地退化/转化（100亿吨）。

·农业产量增速放缓

虽然各地区的农业产量预计仍将上升，但土地退化将抑制其增长，特别是在中东、非洲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土壤有机碳的流失以及土壤保存水分和养分（如磷或氮）能力的丧失将是造成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而与此相关的干旱和缺水风险预计也将增加。

·大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将继续遭受损害

2015～2050年，粮食需求预计增长45%，而这必须通过进一步集约化和扩大农业用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导致进一步丧失300万平方千米的自然区域（相当于整个印度的面积），这些区域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恢复情景

恢复情景假设土地恢复是大规模进行的——潜在恢复面积达5000万平方千米（50亿公顷）。该场景的恢复措施有：

·保护性农业（少耕或免耕农业）。

·农林复合与林牧复合（树木与农作物、牲畜或两者相结合）。

·优化放牧管理，促进草地恢复。

·人工造林。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防止土壤侵蚀的横坡护栏。

恢复情景将这些措施应用于约1600万平方千米的耕地、2200万平方千米的牧场和1400万平方千米的自然区域。据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土地恢复潜力最大。与基准情景相比，恢复意味着到2050年：

·与基线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作物产量提高5%～10%

土壤健康的改善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其中中东、非洲北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产量增幅最大，从而抑制粮食价格上涨。雨养农田的土壤持水能力将提高4%。

·由于土壤碳含量增加和排放量减少，2015～2050年碳储量将净增170亿吨

这是以下三者平衡的结果：土壤有机碳净增加、农林复合碳增加、土地转换造成的持续性植被碳损失。这不包括森林恢复带来的潜在地面碳储存收益。与基线相比，2050年的土壤碳储量将增加550亿吨，其中俄罗斯、东欧、中亚和拉丁美洲增幅最大，此外，这可以避免原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的碳存储损失。

·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自然区域丧失减缓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农业和城市化区域的扩张，自然区域的范围持续缩小，但拉丁美洲除外，那里的自然区域预计将增加3%。此外，生物多样性将继续减少，但速度不会那么快，可以避免11%的生物多样性损失。

恢复和保护情景

这一情景包括恢复措施，并辅以保护措施，到2050年，保护措施的应用将覆盖近一半陆地表面——比当前的覆盖面积多三倍。这些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水调节、土壤和碳储量保护以及提供关键的生态系统功能非常重要。然而，大幅增加受保护土地的范围将限制农业的扩展。在此限制下，到2050年，当前的产量必须比基准情景高9%才能满足预期需求。

尽管如此，粮食价格预计仍将上涨，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那里农业用地的稀缺已经影响粮食安全。在此情景下，新增保护区大部分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与基准情景相比，恢复和保护情景意味着，到2050年：

·新增400万平方千米自然区域（相当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面积）

南亚、东南亚与拉丁美洲取得预期的最大成果，这些保护区将防止由砍伐、焚烧、排水或用途转换引起的土地退化。尽管生物多样性将继续减少，但通过恢复和保护措施可以防止基准情景预计损失的约三分之一。

·与基准情景相比，新增830亿吨碳储

减少的碳排量和增加的碳储量之和相当于目前全球7年多的总排放量。

图3.3 恢复情景对全球的影响

将承诺化为行动

基准情景对人类和地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意味着所有行动者在各个层面采取果断行动，对于实现恢复和保护情景的承诺至关重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实情景中的干预规模与承诺干预规模的不匹配这一现实，制约了人类和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活动。只有各个国家制定政策、社区实施举措，才能推动落实有意义的行动。各国政府应利用一切可用工具，努力将土地恢复和保护措施与投资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化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地球造福。

3.2.2 国家恢复承诺

宏大的土地恢复目标必须要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和持续的资金支持。迄今，已有超过115个国家承诺恢复1000万平方千米的退化土地。这些承诺已纳入《里约公约》、“波恩挑战”以及其他全球和区域倡议下的国家行动计划。所有恢复承诺中，近一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时亚洲和拉丁美洲也做出了土地相关的重大承诺³³。

图3.4 全球恢复承诺

承诺的1000万平方千米（10亿公顷）土地相当于加拿大的国土面积，但仍不足以创造一个自然友好型和气候适应型未来。这些承诺在恢复原生生态系统、保护完好的生态系统以及可持续地管理农业和生产用地方面，数量几乎均等。覆盖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耕地、十分之一的森林面积以及一小部分牧场³⁴。

未来10年，落实当前的恢复承诺预计将花费3050亿至1.7万亿美元³⁵。这一数额虽然很大，但远低于目前对农业和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补贴。成本差异大是由地点和实践的多样性造成的，但也反映出可获得的数据有限。

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危机尤其负有责任的国家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发展中国家恢复土地资源，并让这些措施成为建设更健康、更有韧性的社会的核心³⁶。

例如，梯田和灌溉等工程措施的成本可能十分高昂。农林复合和再生农业成本相对来说更低，但也因强度和付出程度而异。森林和放牧管理（包括自然再生）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图3.5 每项修复措施的成本范围

期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承担所有这些费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需要以投资、发展援助（贸易）、债务减免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形式提供预算外支持。在一些恢复活动中，为更好地利用私人融资，采用了地域和景观方法。这使得不同的利益攸关方群体能够联结成网络、建立机构，汇集资源、汇总项目并分担成本，从而使这些方法对多方捐助者和资金来源更具吸引力³⁷。

3.3 促进恢复和韧性的途径

土地恢复的目的是保护和补充基于土地的自然资本——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方法不仅可以再生这些重要资源，还能增强人类社群和生态系统的能力，以防备、应对日益频繁且剧烈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环境危机并从中恢复过来。土地恢复是一种强大而灵活的解决方案，它还可以通过恢复传统的当地社区对土地治理和管理的实践，促进景观和生物文化的复兴。

我们的星球，地球上所有居民的生活以及我们未来的繁荣都取决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可持续管理和恢复。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激励、支持和实施可再生的土地利用实践，以实现短期复苏和增强长期韧性。

图3.6 利用各种形式的资本来恢复土地

恢复自然资本需要善用其他形式的资本，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正如投资者利用金融资本获取利润那样，森林再生或土壤健康改善也能够在未来，以木材或食物供应的形式回报人类。但许多方法可能将不同形式的资本捆绑在一起来恢复自然资本，实现经济、社会及环境目标之间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平衡。

3.3.1 调整金融资本布局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已做出各种恢复1000万平方千米的农场、森林和牧场的承诺，其中近一半属于UNCCD缔约方自愿设定的国家LDN目标。这些承诺涉及的土地恢复总面积比美国或中国的国土面积还大。如果没有国际财政支持和成本分摊机制，土地恢复的费用可能会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³⁸。为协同开展土地恢复活动，各国除了可以在本国重新分配或重新调整政府预算和发展援助，如今还能够利用各种传统或新兴资金来源。

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处理与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土地恢复有关的国家优先事项及承诺——是对未来十年治理的一项基本挑战³⁹。

全球环境基金（GEF）：自2006年以来，GEF已在土地退化重点区域投资超10亿美元。其中包括资助近200个鼓励使用可持续土地管理方法的项目和计划。这些项目覆盖面积超14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面积的总和），惠及8000万小农户，大大扩展了土地恢复活动，并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其他GEF重点领域做出了贡献⁴⁰。在第七次充资期间，GEF制定了新的具有影响力的计划，涉及粮食系统、土地利用和恢复、可持续森林管理和可持续城市，以应对环境退化的推动因素，支持土地利用和管理实践的系统性变革⁴¹。第八次GEF充资预计将继续侧重于以综合方式解决退化问题，这也许能够增加可用于生态系统恢复活动的资源⁴²。

世界银行集团（WBG）：截至2020年的5年间，近600万人从世界银行的恢复项目中受益，其中包括110万妇女和22.5万土著居民。在38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土地上，近100万土地使用者采用了可持续景观管理。此外，70多万平方千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加强，约6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到恢复或进行了植树造林，预计减少或避免了1700万吨碳排放。据估计，有24.5万人通过这些项目获得了森林使用权或所有权，其中包括6.1万名妇女。弱势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度提高了20倍⁴³。

土地恢复的创新性融资

尽管投资环境尚未完全成熟，但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许多土地恢复目标需要私营部门的资本和混合融资。为确保充分获得社会、经济和环境回报，创新型财务安排正在构建中，以便将投资者与不同类型的恢复项目和计划相匹配⁵⁰。

《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的财政承诺

在2021年11月的UNFCCC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130多位世界领导人承诺共同努力，到2030年制止并扭转森林损失和土地退化，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性农村转型⁴⁴。将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恢复由农产食品、其他商业活动以及洪水、干旱和野火导致土地利用变化从而引起土地退化的项目。

该承诺包括超1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支持再生行动⁴⁵，其中14个国家和慈善捐助者承诺在2021～2025年提供至少17亿美元，推动保障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林权，并支持他们发挥森林和自然守护者作用⁴⁶。该承诺还包括：12个国家和慈善捐助者承诺提供至少15亿美元保护刚果盆地的森林⁴⁷；贝索斯地球基金宣布追加10亿美元加快“非洲绿色长城”国家的景观恢复⁴⁸；控制着全球超过8.7万亿美元资产的30多家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承诺不再对与毁林相关的活动进行投资⁴⁹。

土地退化零增长（LDN）基金：UNCCD率先设立了LDN基金，这是一个公共和私营部门如何共同投资于自然友好型解决方案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生计的开创性范例。

投资土地恢复不仅仅是为改善环境健康或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也是在私人投资历来较少的地方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改善生计的机会、促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快捷方式。这些投资有助于确保COVID-19的恢复工作，能够为依赖土地资源维持生计的数十亿人提供绿色就业机会和可持续性商业⁵¹。

LDN技术援助基金（TAF）

LDN TAF为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项目开发商提供资源和技术援助。在一个共同平台上，提高强有力的社会和环境保障，增强在项目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权利，并将土地恢复与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和生计联系起来。TAF加强了投资过程的可信度，确保通过使用LDN基金获得振奋人心的、实实在在的结果⁵²。

Urapi可持续土地利用是一个由Ecotierra设计并运营的创新型农林复合项目，在秘鲁、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开展⁵³。该项目通过恢复退化土地、实施农林复合系统、建设加工单位以提高附加值，支持中等规模合作社的发展。在2018年UNCCD LDN基金的投资下，该项目取得众多成果，且可复制性和扩展性潜力巨大：在秘鲁，3000名小规模生产者如今从83平方千米的恢复土地和2000平方千米的受保护森林中受益；在哥伦比亚，45平方千米的土地和700平方千米的森林得到保护或恢复，实现了相当于130万吨二氧化碳的封存^54、⁵⁵。

图3.7 创建一种新的再生土地资产分类模式

恢复种子资本基金（RSCF）：该基金于2020年10月启动，初始资本为2800万美元，旨在促进私人资金对森林恢复的贡献。其目的是帮助基金管理人为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恢复项目设立专门投资，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里约公约》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巴黎协定》、LDN目标和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目标。基金将要求合作伙伴承担至少50%符合条件的费用，以保证资金用于最有前景的项目⁵⁶。

土地加速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这一项目通过线上和线下训练营以及个性化指导，让企业家推介概念去影响投资者，从而为恢复和发展世界各地的农村地区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迄今，已有来自23个国家的56名企业家参与其中，创造了2700多个就业岗位。估计有12万名农民得到了援助，恢复了10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⁵⁷。农村繁荣债券（RPB）与土地加速器合作，向致力于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土地恢复的中小企业（SME）提供贷款，为企业提供信贷和量身定制的能力建设：贴现利率激励中小企业通过与小农户密切合作来提高自身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力⁵⁸。

恢复基金：该基金投资林业项目进行封碳，同时为投资者寻求有竞争力的财务回报。苹果公司的2亿美元基金由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和高盛（Goldman Sachs）发起，旨在每年从大气中清除至少1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0多万辆汽车每年燃料消耗的碳排量），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金融模式，该模式可成为扩大森林恢复投资的催化剂。基金将采用由维拉（Verra）、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和UNFCCC等公认组织制定的健全的国际标准，优先对运作中的森林进行投资，通过建立缓冲区和自然预留地来提高生物多样性⁵⁹。

生态系统恢复基金：该基金由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于2021年推出，预计将从全球1000家专注于生态系统恢复的公司中挑选出40～60只股票进行投资。基金将重点关注：水域生态系统（如水污染控制、水处理、可持续包装、水产养殖、高效灌溉系统和防洪解决方案）；陆地生态系统（如替代蛋白、可持续农业、林业和种植园的相关技术）；城市生态系统（如环境服务、绿色建筑、回收利用、废物管理和替代运输）⁶⁰。

粮食系统、土地利用和恢复（FOLUR）影响计划：该计划由1个全球性平台和27个国家项目组成，旨在通过恢复退化景观和推动可持续土地管理实践来改造全球粮食和土地利用系统。FOLUR承诺从GEF中出资3.07亿美元以及通过额外的联合融资，大规模促进可持续综合景观管理和更高效的食品价值链，尤其是以下8种商品的大生产景观：牛肉、可可、玉米、咖啡、棕榈油、大米、大豆和小麦⁶¹。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

公共和私人投资是土地使用部门的两个投资来源，两者都具有激励土地恢复活动的潜能。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机制引导资金流动，也可以利用杠杆改变私人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鼓励采用ESG标准，以及实施金融去风险政策。这些战略将增加私营部门用于恢复自然资本的融资量^62、63。公司和投资基金采用一系列ESG标准和报告协议，根据以下三大支柱对投资进行筛选：

·环境支柱审查公司作为自然管理者的表现，重点关注其投资的环境影响、碳足迹和资源强度。

·社会支柱评估公司与员工、供应商、客户及其运营所在社区的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多样性和包容性。

·治理支柱侧重于内部治理体系和实践，如高管薪酬、股东权利和利益攸关方交互的决策。

近年来，以ESG为导向的投资快速增长，原因在于社会、政府和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及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⁶⁴。投资者和高管认识到，遵守ESG标准既可以保障公司长远的成功⁶⁵，又能使公司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⁶⁶。ESG在为恢复活动吸引大量资金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尤其是那些可以提高投资的影响力、安全性和多样性的恢复活动⁶⁷。

然而，由于ESG投资工具的方法、主张和分类多种多样，投资者可能很难找到与其价值观相匹配的产品。

2020年初，全球ESG资产估值达35万亿美元。虽然这一数额比两年前增加了15%，但这些投资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好的指导，才能带来明显的环境或气候效益^68、⁶⁹。

通过有效监测展现投资回报

参与式监测和评估对于在必要时调整管理方法、展现恢复投资回报都至关重要。有效的监测有助于社区、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了解恢复干预措施如何对碳排放与碳封存、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人民的生计产生影响。

艰苦恢复工作的从业者能够知道他们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哪些地方进行复制，以防恢复活动的失败。对于捐助者和资助者而言，监测可以显示自己的投资在哪些方面改变了生活和生计⁷⁰。许多参与恢复活动的利益攸关方，包括科学家⁷¹、政府⁷²、捐助者⁷³、企业⁷⁴和积极行动者⁷⁵，都对监测进展感兴趣。

从全球到地方，恢复监测可以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监测土地恢复的国际原则强调：制定基线和指标以衡量进展的重要性；开展现场评估，确定参照地或生态系统状况；要考虑不同恢复方法的成本和效益（如主动再生与被动再生）；制定评估、报告和审计标准。不同利益攸关方对恢复成果关注的方面自然是不同的，因此实地进展监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⁷⁶。

图3.8 设计和实施LDN计划的步骤

监测土地恢复的新工具

透明度推进行动。事实证明，人工智能可有效规划和评估陆地生态系统的恢复⁷⁷。地理空间监测（包括地球观测）的快速发展可以提供一个功能强大、近乎实时的框架，对项目进行稳健、透明的监测和评估，以建立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⁷⁸。常见高分辨率图像的成本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容易获得，这让更多的恢复倡议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检验项目成果。随着计算能力的迅速提高（如高速数据传输、分辨率更高、覆盖更密集的卫星图像）、开源和协作科学的发展，数据透明度到达新高度，从而实现更有效的恢复。结果展示独立且可比较，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者才可能更放心地在土地恢复上投入更多资金，为实现净零、自然友好型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全球植万亿棵树领军者倡议”（1t.org Corporate Alliance）倡导可信的企业投资，并为企业提供承诺保护、恢复和培育森林的机会，同时学习同行经验⁷⁹。WRI的TerraMatch平台为潜在资助者与执行伙伴牵线搭桥，帮助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并监督项目进展⁸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开发的Restor通过提供一套易于操作的地理空间工具，把全球状况与现场状况进行对接，以规划恢复干预措施并持续跟踪进展⁸¹。IUCN生态恢复晴雨表与已做出恢复承诺的国家、次国家政府及私营部门合作，跟踪关键有利因素和成功因素、生物多样性价值、碳封存和经济目标的进展情况⁸²。“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监测工作组由FAO推动，其中的100个组织作为总体协调平台“生态系统恢复监测框架”的一部分来改善数据的获取和透明度⁸³。全球恢复观测站在气候焦点组织（Climate Focus）的协调下，汇集了恢复专家和从业人员，协调各项举措、促进数据共享，在恢复监测平台之间建立联系⁸⁴。做出的所有努力共同推动了专家和恢复行动之间的合作，让社区、公司、政府和捐助者的监测更有效、更高效、更实用。

图3.9 IUCN生态恢复晴雨表

3.3.2 构建人力和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人们的健康、营养、教育、知识和技能及其工作和适应能力⁸⁵。人力资本与权利（土地权属保障）、奖励（经济激励）和责任感（共同愿景）相结合，可以激励、促使利益攸关方进行有效合作，开展土地恢复活动。

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内的信任与互惠性规范、制度关系（使个体相互联系并通过集体行动确保惠益流动）⁸⁶。社会规范调节着影响土地恢复决策的互动，而信任和互惠则维持着社区参与，避免/减少潜在危害，提高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⁸⁷。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构建有利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资本对土地恢复活动的作用。自然资本的恢复是因地制宜的，植根于当地环境，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充分地将不同资本资产按恰当的比例分配。支持性的法律、政策和法规，负责任的治理，有保障的土地权属，以及互信，将推动采用包容性的方法制定恢复决策、进行土地利用规划。人们因此能够通过生态系统过程、功能和服务的再生来改善健康、生计和社会经济前景。

以民为先，以民为本

本展望第二部分中，大多数例子都强调了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的价值，不仅对当地社区如此，对政府官员、土地管理者和发展规划者也是如此。通过新的学习可以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特别是在专注于当地紧迫的优先事项时。此外，还需要不同学科的实践经验和明确的标准来选择最合适的恢复干预措施。

与此同时，有意义的持续性土地恢复工作应承认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促进性别平等和青年参与，帮助所有利益攸关方解决财务、法律和制度问题⁸⁸。许多成功的恢复行动都是由当地社区实施的，他们往往通过保护自身权利和遗产而获得权利。这些例子表明，对土地资源进行包容且负责任的治理，是权衡利益、利用协同效应优化恢复成果的有效途径。

要想取得成功，还需要有可预测的资金，本土知识、科学知识两者恰到好处的平衡，以及能够维持人力和技术能力的伙伴关系。将地方参与和国家政策（如减贫、保障粮食安全、减少灾害风险、促进农村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确保土地恢复议程响应迅速、协调有序，为人类、自然和气候带来切实成果。

土地恢复虽然可以由个人和社区发起，但通常由政府、捐助者、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外部利益攸关方推动。他们提供资金、资源和专业知识，结合当地知识、技能和能力，实施并推广再生土地和水管理实践。政府机构通过评估和规划，制定政策、监管、制度和预算框架来激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支持恢复工作。此外，还鼓励捐助方之间进行统一、调整和协调，以确保参与度及其效率和效果。科学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数据和工具、宣传和沟通支持、恢复活动志愿者。

小农户、妇女和青年及土著居民和流离失所者等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参与土地恢复的人力和社会资本。这可能是由于他们难以获得信息和教育机会（人力资本）去利用恢复机会，或是由权利不平衡或无保障的土地权属和资源权利（社会资本）导致权能丧失及权利被剥夺。性别、种族、种姓、阶级、年龄或经济状况也会影响人们与环境的互动方式，以及影响不同群体对不同恢复结果价值的评估⁸⁹。

包容且负责任的土地治理过程，加上值得信赖的机构能够让人有一种主人翁感、信任感，以及围绕共同愿景的团结感。通过履行国家义务和私营部门的责任，可以增强社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共同恢复的能力。协作机制可以建立社会资本——在非威胁性、参与性和透明的决策过程中，靠参与者之间的信任来管理权衡。投资社会资本意味着在地方、地区或国家层面创造对话空间或平台，从而避免或解决法律问题和制度冲突，增加获得资金和推广服务的机会，并确保公平的利益共享⁹⁰。综合土地用途规划通过行政框架，使土地和资源权利合法化，并照顾到多样的社会和经济偏好，从而进一步加强社会资本。

妇女和青年

有限的土地权利，加上传统、习俗或宗教规范，往往阻碍妇女和女童参与恢复活动并从中受益。这些因素会限制她们合理、公正地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或习惯治理体系的能力⁹¹。包容性恢复首先要评估和改革法律法规、习惯和行政框架，以促进性别平等。

这种方法尊重她们获取和控制土地资源的合法权利，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妇女和女童在家庭内承担主要照顾工作的角色及其对家庭健康和收入、粮食、水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促进性别平等的土地恢复是减轻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一条明显途径⁹²。在发展中国家，妇女通常在农村和城市农业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种子采集、收获、加工到在当地市场销售。这些角色通常还肩负着其他责任，如教育、抚养子女或获取水资源。承认妇女的合法土地权利将打开市场和资金、培训和推广服务以及适合不同性别技术的大门，从而加速土地恢复工作。促进性别平等的恢复项目和方案包括提高妇女参与度、促进性别平等具体目标、行动计划和预算^93、⁹⁴。

土地恢复将为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创造数百万个绿色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机会。创造有吸引力和有意义的就业机会，可以减少由青年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年轻人的活力、才能、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可以引领社会走向更加公平、更有韧性的未来。凭借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经验和知识，青年在地方和全球运动中越来越重要、更有发言权和影响力，他们要求采取气候行动、提倡粮食正义和环境管理，同时倡导企业责任和更具可持续性的消费模式⁹⁵。

青年可以而且必须在向再生性恢复经济过渡时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其公正性。通过提供土地恢复方面的激励措施和培训方式对年轻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改造粮食系统的关键，包括支持年轻农民获得更公平的继承权和长期的土地权属保障。最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年轻的绿色企业家已经投身于再生事业。他们利用实用工具和创新技术提高农业产量、振兴退化土地并创造长期经济机会，这对于许多努力从2019年情景中恢复的贫困农村社区来说非常重要。新一代年轻人和“生态企业家”——“修复一代”——已经开始致力于在恢复地球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⁹⁶。

信息和通信技术

智能手机和“直接移动”（D2M）的互联网革命表明，信息、应用程序和通信技术已成为全球青年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要素。除了“电子农业”革命，这种即时连接还提供了一条创新之路，将创业精神、高科技解决方案与青年主导的农业及相关增值企业的再生和传统实践相结合⁹⁷。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有着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必须予以尊重和接纳，才能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本。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作为公认的土地管理者，对全球土地恢复议程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前提是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并参与保护区的管理⁹⁸。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知识、传统治理、习惯用法及管理实践必须与现代科学方法享有同等地位。在全球势头强劲的“土地回归”运动中，解决过去的不公正问题、尊重人权和恢复传统治理是关键优先事项⁹⁹。

企业和土地开发商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与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建立伙伴关系，按照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规定，使他们对传统土地的权利获得法律承认¹⁰⁰。

以社区为基础的恢复行动往往是最成功的，而且适用于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农田和牧场，包括都市农业在内的混合用地、森林和林地、湿地、废弃地和荒地¹⁰¹。例如，在旱地，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树木覆盖率和物种多样性；在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用农林复合的方法生产出了高价值作物；在草原和稀树草原，林牧复合技术有利于生态系统健康和牧民生计。传统知识和当地知识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实践，支持与粮食和水安全、社区福祉及生计战略相关的适应战略。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还能在重获自治权、建立新社区的同时，为土地恢复和发展做出宝贵贡献。

3.3.3 自然资本恢复框架

本展望中的情景分析已揭示，“一切照旧”的模式不可取。各国不能继续在传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规划框架内，进行缓慢的渐进式改革。粮食和能源系统必须继续为世界人口提供粮食和燃料，但迫切需要重新进行设计与部署，确保为人类和地球带来积极成果。重新使用补贴、提供适当激励措施可以推动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向保护性或再生农业、农林复合和其他综合生产系统生产模式转变，从而将资源效率的提高与健康、有韧性的粮食和能源系统联系起来。

土地恢复越来越受到社区、企业和政府的关注。世界各地的实例清楚地表明，土地和生态系统恢复在应对相互交织的挑战上，是一项行之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多重效益战略。原则上，恢复行动可以在各种环境、多种空间尺度下实施，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设计和实施独特的土地恢复议程。可以根据当地及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一套基于土地的方案，用于粮食生产、水调节、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和包容性治理。

恢复可以多种组合方式进行，从而能够立即采取行动、产生切实效益。转向因地制宜的、以人为本的战略和方法，将有助于提高恢复活动的吸引力和成功率、促进公平与包容、减贫、改善粮食和水安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包含的许多其他具体目标。此处介绍的途径并不是规定性的，而是说明哪些既相关又实用、哪些可以共同推进，以满足国家和社区的需求，从而加速再生性恢复经济的公正过渡。

唤起危机意识：让土地成为焦点

保护和恢复自然是当务之急，需要有危机意识。当政治意愿、集体行动和持续投资共同发挥作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威胁就可以避免，或至少将其减小到最低程度。当社会态度的转变反映在更负责任的企业和消费者行为，强化的政策、监管和供应链，短期的恢复刺激以及长期的韧性规划中时，土地和生态系统恢复的投资将会增加。这种思维转变将助推土地恢复议程，推动利益攸关方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超越现有框架，走自己独特的恢复和韧性之路。

政府通常负责创造关键有利条件，保证恢复项目和方案的实施。这包括确保有一个支持性的政策、监管、法律、金融和制度环境，为不同的利益攸关方提供足够的能力和资源。为了实现不可持续或对人类和环境有害的行业活动的公正过渡，可以制定路线图，迅速采取针对性行动，并建立激励机制。这主要涉及私营部门的合作和社区的参与，并通过加强监管和供应链监督加以规范。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之间的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及伙伴关系和联盟等其他形式的合作，对于建立、扩大和提供激活土地恢复议程所需的资金、人力和社会资本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地方和国家当局在面临土地退化的紧迫挑战时，必须灵活机动，迅速调整政策、法律和法规，协调实施，重新分配预算，下放权力，或重新调整行政职能。

今天所做的大胆决策和投资，将决定明天陆地生物（Life on Land）目标实现的质量。本展望及时提醒了人们需要采取的措施，在权利、回报和责任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繁荣以及更加安全的未来。

合并《里约公约》下的国家行动计划，为调整恢复目标、指标和承诺，实现多重效益和投资回报最大化提供了直接机会。第一步，各国可参与部长级磋商，以统一、调整和协调各自的行动计划（如NDC、LDN、NBSAP），把握相互交织或互补的土地恢复挑战和机遇。对相辅相成的措施进行上述合理化，将营造一个协调的环境，使多部门协调、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参与能够更有效地形成合力，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且保持在地球限度内。

图3.10 通往复苏和增强韧性的土地恢复途径

激活土地恢复议程

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几乎无处不在，但通常与农村和农业景观相关，可以：

· 改善土壤和水质、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生态系统韧性。

· 减轻饥饿和食物浪费，改善营养和人类健康。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甲烷、氧化亚氮）并封存碳。

· 杜绝使用有害农用化学品和低效用水。

水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至关重要，可以与土壤和生物多样性一起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从而：

· 增加水流，提高保水性、水质和水供应。

· 提高防旱能力和韧性。

· 加强防洪工作、降低灾害风险。

· 适应降雨和天气模式的变化，应对水资源短缺加剧。

气候行动，即减轻由人类引起的全球变暖，是一项紧迫的全球优先事项，社会各界都能够立即采取行动，从而：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 增加土壤和植被中的碳储量。

· 推广气候智慧型和再生农业实践。

· 增强社区韧性，降低其脆弱性和风险。

生物多样性保护，即保护所有物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可以：

· 确保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供应。

· 保障人类、植物和动物的健康。

· 保护全球公共资源，建立联系紧密的保护区网络。

· 降低灾害风险，控制虫害/疾病，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流行病的风险。

绿色（蓝色）基础设施，通常与城市和城郊地区相关，可以利用自然的力量来保护农村和自然区域，从而：

· 通过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如水、能源、运输和风险管理。

· 创建更可持续、更高效的供应链。

· 增强身心健康、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连通性。

· 提高水安全，减少浪费和污染。

创造就业机会，旨在维持或恢复环境质量，是所有政府、社会、社区和个人的优先事项，可以：

· 确保收入和生计，减少贫困和饥饿，提高社会福利。

· 建立恢复自然资本所需的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

· 提高农村稳定性，减少资源冲突，管理城市扩张。

· 为循环经济创造新的技能组合，鼓励创业。

· 减少强迫迁移和无计划城市扩张。

包容且负责任的土地治理，特别是加强土地权属保障、构建更稳健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是一项行政优先事项，可以：

· 赋予个人和社区采取集体恢复行动的权利。

· 促进部门协调，建立广泛的公私伙伴关系。

· 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保护健康、高效的环境。

· 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在公共和私营领域建立培养可信的机构。

尾注

附录捐助国简介

大韩民国

在国内外实现LDN

大韩民国是全球土地恢复议程的领军者，通过城市自然再生、跨界、保护区管理以及国际合作与融资等多种途径，全方位致力于实现本国的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目标。此外，韩国森林服务局（KFS）通过资助实地恢复活动，支持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发展倡议，促使各国能实现各自的LDN和生物多样性目标。

全球倡议

《昌原倡议》（隶属UNCCD）于2011年启动，旨在帮助巩固UNCCD的科学基础，支持开发和实地测试LDN概念。《昌原倡议》通过支持为期十年的实地项目（如绿化旱地伙伴关系和土地生命项目），成功展示了一系列土地管理方案，包括推进目前超130多个国家参与的LDN目标制定过程¹。《昌原倡议》已成为地方与全球层面实现LDN的倡导者、推动者和促进者，其总目标是应对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这一全球性挑战。

合理管理国与国之间的共有自然资源，可以为对话、信任建立以及合作创建平台，从而避免产生更多不满和进一步环境退化²。

《和平森林倡议》（隶属UNCCD）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在促进和平与信任的同时，恢复脆弱和冲突后地区退化的土地和森林。它被视为一种创新性途径，将和平、安全与各国根据UNCCD设定的LDN目标联系起来³。该倡议将在以下方面提供指导：确保自然资源合同、支付、活动的社会和环境效益的透明度；增强权属保障和资源权利；让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利用国家和地方解决争端的能力保持积极的跨界动态。UNCCD秘书处与主要合作伙伴、捐助方、技术专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实现这些目标。

自然更新往往是一种经济高效、基于自然的工具，可用于实现大规模恢复和气候减缓目标，从而增强韧性、支持地方生物多样性事业并提供多种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⁴。

《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倡议》（隶属UNCCD）明确针对森林和景观恢复中不可或缺的自然更新活动，使其发挥更大作用。在许多热带地区，自然更新这种恢复措施或人工造林干预措施，很少得到法律认可，因此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经济激励等支持。该倡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为试点恢复项目提供直接资金和技术支持，用来测试各种创新性恢复技术，同时总结和分享经验教训⁵。

森林和景观恢复机制的实施（隶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于2014年启动，旨在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森林和景观恢复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中第一阶段于2020年结束，该阶段建立了一个可行的可持续技术援助和监测机制。第二阶段将持续到2025年，主要关注大规模恢复活动，与“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的前5年同期进行⁶。

地区合作

过去几十年来，东北亚地区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荒漠化、土地退化、干旱、沙尘暴等挑战，既有地区独特性又有全球普遍性，是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重要推动力，这能促进和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生态系统恢复以及其他应对常见问题的自然解决方案⁷。

2018年，在韩国的领导下，亚洲森林合作组织（AFoCO）成立。自成立以来，AFoCO实施了一系列地区和国家项目，应对土地和森林退化、气候变化，为亚洲实现LDN目标做出了贡献。AFoCO还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在可持续土地和森林管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

2001～2005年，韩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资助了在中国实施的植树造林项目，以防治荒漠化、减轻沙尘暴的影响。这些项目分别在白银市（甘肃）、平罗县（宁夏）、通辽市（内蒙古）、修文县（贵州）和吐鲁番市（新疆）5个不同地点开展。韩国派遣森林恢复专家前往项目现场，提供技术支持。自项目竣工以来，韩国国立森林科学院一直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保持合作，共同对项目实施地进行监测和评估，同时建立数据库以提高造林技术和人工林生产力。这些项目带来的效益包括土壤侵蚀减少、沙尘暴的影响减轻、洪涝灾害预防、森林覆盖率增加、风蚀控制以及森林覆盖率的进一步增加⁸。此外，项目还带来了社会经济效益，如改善生计，促进了与作物增产、水果种植和当地生态旅游相关的农业发展。

国家层面的工作

促进规划和城市更新

新型包容性治理在国家资助或独立组织等中介的指导和推动下，有助于动员公民参与决策。在此背景下，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更新构成了韩国城市政策的核心。根据2013年《促进和支持城市更新特别法》，分区实施计划在土地使用方面设置了法律限制，目的是促进社会包容、创造就业和振兴经济⁹。过去10年里，首尔市政府成立了不同中介组织，推动规划工作，从而更有效地管理退化的城市化区域。这些包容性治理让社区和地方当局建立了伙伴关系，提高了对城市生活各个领域的参与度，如河流和溪流的日光照明。其中一项挑战是在公民和规划者之间建立一种共同语言，从而利用当地知识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更新¹⁰。

白头大干地区（Baekdudaegan）的恢复

过去50年里，韩国地貌遭受大规模退化，石灰石开采和道路建设对山脉造成了严重破坏。白头大干不仅是一座山脉，也是整个朝鲜半岛的脊梁，与整个半岛的地理和生态特征有着文化共鸣¹¹。白头大干山脉全长1600千米，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其南部的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网络，包括8个国家公园、一个省级公园和两个拉姆萨尔湿地¹²。人工造林是生态恢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恢复后的白头大干地区加强地区合作这个愿景所必需的。从21世纪初起，韩国森林服务局（KFS）实施了各种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的政策，包括十年计划和试点恢复项目，学术界和当地社区都参与其中，并把长期监测与面向公众的研究和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军事基地和私营公司参与的再生项目重点关注景观恢复、人工造林和植被恢复、生态连通性以及栖息地保护¹³。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生态文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要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建设生态文明¹⁴，履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这一理念已融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国土和空间规划、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大规模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计划，以及建立包括生态补偿机制在内的有利环境。过去10年里，中国建立了以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工业与城乡发展三大功能区为重点的综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三大区域分别由三条红线划定，每条红线的开发强度不同。土地均衡使用为粮食安全、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¹⁵。根据“十四五”规划，生物保护下的基本农田面积最少为18亿亩（1.2亿公顷），占空间规划土地总面积的25%¹⁶。

环境保护和恢复总体规划

在该体系内，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干预措施将重点围绕“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和“建设国家保护区”。为加大恢复力度，中国政府近日颁布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¹⁷。该规划由一系列项目和计划构成，其中一些始于20世纪70年代，包括三北防护林带、长江中下游的其他项目、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新的项目和计划将采用综合景观方法，加强山地、水域、森林、农田、湖泊、草原和沙丘的生态完整性与连通性¹⁸。

截至2019年底，森林覆盖率连续30年保持增长，11 800个自然保护区受到保护，占陆地总面积的18%¹⁹。此外，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改善与恢复，生态连通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也得到了显著提高。2000～2017年，中国绿化面积净增135万平方千米，增长了17.8%。森林和耕地分别占中国叶面积净增长的42%和32%²⁰。通过一系列项目，8000多万公顷的草地被封育（禁牧），另有6600万公顷的草地正处于恢复和复原²¹。到2020年，超过50%的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2021年，中国发布了深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的新指导意见，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2025年和2035年远景目标。该指导意见详细阐明了河流、天然林和湿地的分类补偿制度，加强了对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措施的财政支持²²。

中国作为绿化世界的领跑者，在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减轻干旱影响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世纪末以前，荒漠化面积每年增加1.04万平方千米，而现在每年减少2424平方千米。以下项目展示了中国如何通过地方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企业创新实施土地恢复，有效解决不同类型的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问题。

控制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改善当地生计

在凉州区（甘肃），大面积的耕地受到荒漠化威胁。对此，当地政府对先进技术、新政策、体制改革以及有针对性的市场驱动型荒漠化治理进行资助，应对这一威胁。加强与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与交流，与当地企业签署人工造林、旱地管理合作协议，增加了当地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允许独立承包商参与保护和恢复活动，同时不变更土地权利，确保野生动物免受干扰。项目成果包括在公路和运河沿线修建了165千米固沙林带，大型沙丘得到稳定，植被覆盖率翻了一番，沙化土地复垦面积超114平方千米。

为提高土地恢复的效果，采用创新技术和方法，如在土壤墒情适宜时播种、以泥浆预处理苗根、播种前以网格固沙等。提高当地社区和企业的意识也是常见方法。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如《防沙治沙法》），当地商业部门经常参与承包、雇用活动，有时甚至从当地社区租赁土地。

中国毛乌素沙漠荒漠化防治前后对比

各个不同项目已经产生了价值数百万美元市场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如销售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制成的中草药。通常情况下，多个利益攸关方合作参与项目融资与实施，包括公共部门（国家/市/区/地方政府）、多边和双边组织、国家基金会、大学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青年团体和商界。

灵武市（宁夏）开发了“白芨滩林场六位一体荒漠化防治体系”项目，通过多种防御形式建立起一道屏障，阻止毛乌素沙漠向前推进。前线有两条由耐旱灌木组成的植被防护带，防止沙漠的侵蚀。第二道防护带是一条可持续采伐的森林防护带。还有两个循环型产业，其中人工造林与农作物、牲畜和家禽息息相关。此外，新兴生态旅游产业促进了生态意识的提高。数千公顷沙化土地得到恢复，形成了一道长62千米、宽20～30千米的屏障。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向南和向西移动。

榆林市榆阳区（陕西）采取了与灵武市相同的做法。启动了八大林业和草原项目，并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了示范区。为防治沙尘暴建立了草原区，再生森林管理实践帮助建立了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新的产业基地，包括果园、疗养地、花卉苗圃、牧草、桑蚕丝5个产业基地。建立了一个全面、法治的生态保护体系，包括源头保护、程序监管、个人问责、多元化投资和补偿机制。最终取得成效，景观发生了变化，森林覆盖率达到50%，城市绿化率达到34%，超55%的侵蚀土地得到成功治理。这些措施共同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和生态环境。

在阿拉善沙漠（内蒙古），中国企业家成立了企业家生态协会（SEE），防治地区荒漠化、应对国家环境挑战。该地区是最大的沙尘暴来源地之一。阿拉善项目旨在吸引地区以外的人士参与，目前已有近5亿人，包括在线上线下推动项目的农牧民。目标是在2014～2023年种植1亿棵梭梭，以遏制荒漠化，减少沙尘暴源区的土地退化，提高当地牧民的生活水平。为维持植被面积，防止3个沙漠交汇：项目第一阶段包括与村落社区共同建立9个人工造林示范点；第二阶段将在省道和3个沙漠的“输沙通道”沿线造林，并通过廊道与示范点相连。

土耳其共和国

逐步实现LDN

安卡拉倡议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履行到2030年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LDN）的承诺，土耳其政府在UNCCD第12次缔约方大会（2015年）上发起了安卡拉倡议，以加强公约的实施。该倡议旨在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充分利用土耳其从土地管理中吸取的经验和方法。土耳其以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为主，因此在土地复垦和恢复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基于自身经验，该国一直致力于支持其他受影响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通过培训和技能培养进行能力建设。安卡拉倡议充分利用这些技能、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实现LDN提供实际支持。

未来呼吸运动

土耳其在2019年全国造林日，一小时内种植树苗达303 150棵，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打破了先前的纪录。当日，全国共种植了1300多万棵树苗²³。2020年全国共种植了8300万棵树苗，作为未来呼吸运动中的一项活动。该倡议由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组织，并得到了外交部、合作和协调局的支持，来自非洲、欧洲和亚洲的20多个国家参与了类似活动²⁴。

从LDN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土耳其从多个项目中汲取的经验表明，实现LDN目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涉及生物物理活动和治理活动。要实现全球或地区恢复目标，首先往往始于国家层面，包括设定目标、制定政策及查找法律、监管和体制漏洞，以及加强多部门规划进程。其中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如农业、荒漠化、侵蚀、林业、保护、公园和研究机构。也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包括次国家政府、民间社团、当地社区、教育机构、私营部门、联合国实体及捐助方和资助方。考虑到每个项目通常有多个捐助方，因此资金分配很关键。

许多此类项目的共同点是，都涉及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培养。培训和方法侧重于通过可持续森林和农业用地管理（包括苗圃和产品营销），在生产和自然区域中保护、利用和再生资源。例如，通过可持续土地管理和气候友好型农业项目，建立了24所农民田间学校。此外，还通过创收和向弱势群体分发物品，直接解决贫困问题，以打破贫困与当地社区自然资源退化之间的关系。所有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通过资助森林与牧场的恢复以及在农业用地中采取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做法，提高土地的健康水平和生产力。为全面评估产生的效益，对项目成果进行了监测和评估，并分享了经验教训。与上萨卡里亚流域中实现LDN目标的做法一样，都是为了将这些项目推广至国家层面。

上述介绍的项目阐述了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所需的各种活动。参与式方法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特别是与当地社区合作。对LDN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障碍进行评估后，应采取具体行动克服这些障碍。随后实施的试点项目可作为第二步，接着制定项目提案（与利益攸关方共同设计），其中包括逻辑框架、指标、监测、评估和报告协议。这些试点项目有助于将LDN纳入（次）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制定实施计划和决策支持系统。

上萨卡里亚流域LDN目标设定项目

该项目由GEF资助、由FAO与农业和林业部合作实施，旨在根据SDG 15.3，为上萨卡里亚流域（土耳其西北部）的LDN目标设定、规划和实施开发一种模式，以便在国家层面推广²⁵。该项目是分阶段实施的：首先，巩固实现LDN和多部门土地利用规划的有利环境。其次，开发一个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提高土地覆被、土壤碳含量与生产力。该系统有助于在国家层面设定LDN目标。项目的实施将持续产生以下全球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可持续土地和森林管理实践的覆盖面扩大至14 000公顷，平均分配在林地、作物地和牧场。

·景观改善计划覆盖面积增加，总面积超400万公顷。

·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作用，包括生产力每年提高10%～25%，土壤侵蚀每公顷减少2～6吨。

·在国家层面加大LDN实施力度，覆盖7840万公顷的土地。

可持续土地管理和气候友好型农业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在科尼亚整合农业、牧场和林地的可持续管理，通过传播低碳技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目的是促进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在林业和农业部门之间建立合作机制。重点是恢复30 250公顷森林面积，制定战略和实施计划，建立各种产品和技术示范点，开发灌溉项目，以及与当地大学和政府机构合作²⁶。

穆拉特河分水岭修复项目

该项目投入5100多万美元专项预算用于人工造林、水土保持和恢复，其中一半用于减贫²⁷。预期生物物理成果是，在属于项目场地的34个微型盆地（288 370公顷）内，植被覆盖率增加30%。此外，预计土壤侵蚀程度降低20%，每户每年木柴消耗量减少30%，生态系统服务生产力全面提高。迄今，创收活动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占支出的一半，近11万人、18 000多户家庭和241个村庄从中受益。其他预期成果包括：80%项目参与家庭（包括参与项目规划和实施的妇女和儿童）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如营养、收入、工作量）；获得灌溉用水的家庭数量增加20%。该项目于2019年获得了“性别平等奖”，凸显了性别平等在项目中的重要地位。其中许多创收投资的目标是提高畜牧生产力和灌溉作物的附加值。此外，政府用于补偿自然灾害损失的支出预计将减少10%。

土耳其荒漠化模型和脆弱性地图

土耳其荒漠化脆弱性地图揭示了全国生物地球物理的状况，它根据7项标准的数据集生成（按重要性顺序排列：气候、水、土壤、土地覆被和土地利用、地形和地貌、社会经济、管理），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绘制。土耳其荒漠化脆弱性地图涵盖2016～2017年的数据，根据土耳其荒漠化模型验证和校准项目（TDM-VCP）开展的实地研究进行修订。

在盖迪兹河（Gediz）、科尼亚河（Konya）、东地中海（Eastern Mediterranean）、耶希尔河（Yeşilırmak）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Euphrates-Tigris）等流域顺利完成了验证与校准研究。上述5个地点的研究结果显示，土耳其荒漠化模型和脆弱性地图在微流域的数据一致性为84%，置信区间为90%。除这些研究外，2019年，在上萨卡里亚流域还进行了另一项校准和验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数据一致性达92.86%，置信区间为95%。

土壤有机碳项目

土壤有机碳项目探明了土耳其土壤中的有机碳储量，并建设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实现土耳其设定的增加碳储量这一国家目标。只有所有从事土壤工作的公共机构与组织都为未来的活动制定一个基准，预测其工作对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决策和制定有效政策。

动态侵蚀模型及监测系统

土耳其在防治土壤侵蚀方面取得成效²⁸。通过人工造林活动、提升农业区灌溉技术、改良牧场以及侵蚀控制研究，其境内河流携带的土壤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约5亿吨减少到2018年的1.54亿吨。目标是到2023年，将这一数字减小至1.3亿吨。

尾注

《全球土地展望》工作文件系列

GLO工作文件系列是一套补充出版物，涵盖与土地管理、恢复和规划有关的各种战略性问题。UNCCD秘书处委托相关专家撰了几份工作文件，就《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中涉及的主要专题提供见解和分析。该系列文件将会持续出版，为未来《展望》贡献一份力量。

《土地恢复，促进新冠疫情后的恢复》

Baris Karapinar

《粮食系统韧性和土地恢复》

Heather Elaydi

《加强土地权属和资源权利，促进土地恢复》

Uchendu Eugene Chigbu, Menare Royal Mabakeng and Andrew Chilombo

《青年参与土地和生态系统恢复》

Sandra Delali Kemeh, and Alan Anis Mirhage Kabalan

《性别与土地恢复》

Evelyn Namubiru-Mwaura

《城乡联系与生态系统恢复》

Thomas Forster, Florence Egal, Camilo Antonio Romero Mera and Arthur Getz Escudero

《重新利用土地恢复的不当激励》

Adam Prakash

《生态连通性：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内容》

Gary Tabor et al.

笔记

高亮

编辑

删除

0 / 500

我 2025-08-26 14:49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恢复土地实现复苏并增强韧性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

《全球土地展望》（第二版）中文译文说明

译 者 名 单

致 谢

前 言

主要信息

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土地退化

土地恢复

土地治理

UNCCD | 全球土地展望

第一部分 让土地成为焦点

1.1 处于平衡状态的土地

合理化需求与尊重地球边界

制定土地恢复议程

1.1.1 改造粮食系统

少投入多产出

粮食安全、交易和治理

1.1.2 推进气候行动

土地退化导致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加剧土地退化

肥沃的土地为气候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2 以民为先，以民为本

包容性土地治理

1.2.1 基于权利的方法

小型农户

牧民

妇女

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

青年

流离失所的人们

社会公平与环境正义

1.2.2 土地治理、权属和规划

土地治理

土地权属

综合土地利用规划

1.3 因地制宜的土地恢复

1.3.1 城市和城市化区域

城市绿化

城市粮食生产

树木与生态连通性

人类健康与娱乐

城市土地治理

妇女和青年

1.3.2 城乡接合部

城市扩张

保护生态完整性

流域保护

国土及景观规划

1.3.3 农村和农业景观

现状和趋势

自然友好型粮食生产

保护性农业

农林复合、林牧共养和游牧业

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

水土保持

气候智慧型农业

精准农业

治理农业生态转型

1.3.4 自然生态系统

森林和草原受到威胁

筑坝和采矿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被动与主动恢复

森林恢复

草原恢复与放牧管理

旱地恢复

保护和恢复泥炭地

治理问题

1.3.5 保护区

现状和威胁

恢复保护区

加强生态连通性

包容性治理和金融

1.4 恢复和韧性

1.4.1 绿色和包容性复苏

从过去汲取教训

调整投资方向和激励措施

调整公共部门财政

负责任的治理事项

译者名单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让土地成为焦点

第二部分全球土地恢复

积极主动管理干旱风险的方法包括备灾措施，以及相关的规划工具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⁸。

可持续的土地和土壤管理实践可以减少缺水现象，增强抗旱能力¹³。

在过去的20年里，植物育种技术和耐旱性研究集中在即使降雨不足也能茁壮成长的主要作物上³⁰。

在城市化区域，干旱的影响和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有可能加剧社会紧张局势³⁹。